從新疆紀錄片看北京外宣之變
「你是不是覺得中國還處於這樣一個時代？美國可以滿世界抹黑、攻擊、打壓中國，而我們連名字都不可以提，更不能還嘴，你認為是這樣嗎？我告訴你，這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上周三（12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被媒體連續三次質問中方是否脅迫別國使用華為5G技術，並且已經作出回答後，說了這樣一句話。
這一情景，其實正是當前中國與西方在輿論領域相互爭吵的一個縮影，而華春瑩所說的「一去不復返」一定程度上確實反映了近年中國對外交往，尤其是外宣層面的變化。儘管與中國經濟體量和應有影響力仍不匹配，也未滿足中國民間的普遍期待，但對於龐大僵硬的中共外宣體系而言或許已是艱難的進步。
「外宣」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本身容易引起外界反感，往往隱於幕後，但是這又確實是中共內政外交的一個部份。很難準確說某個機構、組織或個人就屬於外宣系統，可以說，中國對外方面的政治、媒體、輿論、文化等等方面都與外宣有所關聯。
近年來，中共外宣領域最顯著的變化就在於華春瑩所工作的外交系統。當然，外交與外宣不是一回事，但是兩者之間確實有很多重合之處，例如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將其視為一個外宣窗口並不為過。這已經成為中外進行直接對話和交流，也是展示、解讀、宣傳中國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平台。今年7月，華春瑩升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之際，發表了一篇名為《佔據道義至高點，提升國際話語權》的文章，也可發現中國外交與外宣領域的交叉。
在過去約三十年時間裏，西方政界和媒體以「民主」、「自由」、「人權」等為由責問、批評中國是一種常態，其中不乏一些傲慢、偏見與謠言。以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不滿的方式主要是抗議和奉勸，導致中國民間普遍認為態度過於軟弱，向其寄送鈣片，寓意讓外交更「硬氣」一些。這種情況大體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開始發生變化，外交部發言人們的姿態更趨靈活多樣，既有正面硬碰和犀利駁斥，也不時會有一些幽默風趣。
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國會連續推出《2019年西藏政策與支援法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西方媒體亦緊鑼密鼓群起跟進，形成一波衝向中國的高壓攻勢。12月4日，華春瑩被問及此事時，談到以往鮮有提及的美國印第安人血淚史，指稱「印第安人本是美洲大陸的天然主人。在19世紀的近百年時間裏，美國軍隊通過西進運動大肆驅逐殺戮印第安人」，「美國政府還對印第安人實行強制同化政策，長期對印第安人進行驅逐、屠戮和迫害，不給印第安人應有的公民權利。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數量僅佔美國總人口的2.09%。」
此舉與去年4月美國國務院發布《2017年國別人權報告》時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隨即發布《201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2017年美國侵犯人權事記》的做法相似，都展現了中國反擊美國意識形態攻勢的主動姿態。沒有哪個國家是完美無缺的，太平洋一邊的中國的確有很多人權方面的問題，另一邊的美國在人權方面的問題其實也不少。對於負面現象、矛盾問題的揭發無可厚非，而且有值得鼓勵的正當性，但是如果完全沉浸在一面倒的輿論氛圍之中，只看到其中的局部與側面，難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認知困境之中。中方對美方國內問題的揭示，至少提供了一個有利於全面觀察和平衡認識的視角。當然，這種做法也能比較有效地緩解美方的輿論攻勢。
新疆話題輿論逐漸扭轉
正如華春瑩上述文章所言，「當前，國際輿論格局總體上是『西強我弱』」，「時常處於有理說不出、有聲傳不開的尷尬境地」，「國際話語權」確是中國的弱項。而西方一系列媒體則被視為評判是非的風向標，往往主導了國際輿論。很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中國新疆話題。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疆恐怖主義活動愈演愈烈，2008年發生了約2,000人傷亡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後也未有平息。作為一種反恐和去極端化的舉措，新疆建設了很多教授國語、法律知識、培養工作技能、糾正極端恐怖觀念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終於實現了連續三年未有發生恐襲的實際效果。
不過，中國官方對於這些往往採取低調處理、封閉消息的方式，面對各方的關注、擔憂和疑問則以強硬壓制和避而不談的態度，西方媒體順理成章地主導了對中國故事的敘述。於是出現一種奇怪的輿論共鳴，即新疆的恐怖主義是對中國治疆的被動且正當的反抗，而中國政府的反恐行動則是對當地人的新一輪迫害。
對於發生在西方的恐怖主義和反恐行動，西方媒體卻作出截然不同的敘述，與教培中心類似的一些西方治理設施，例如英國政府組織的「斷念與脫離」課程（Desistance and Disengagement Programme，DDP）甚至不見於報道，直至不久前曾接受這一「秘密」專案的恐怖分子烏斯曼．汗（Usman Khan）再度實施了恐怖活動，才被外界所知。
西方媒體的主觀傾向性，還體現在對近期中國官方發布的兩部關於新疆恐襲與反恐的紀錄片的「集體靜默」上。這兩部英文紀錄片首次公開了大量恐怖主義肆虐新疆，並對包括維吾爾族人在內的新疆人造成巨大傷害的真實情況，無異於否定很多西方媒體的誤導性敘述。上周一（12月9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華春瑩詢問在場的西方媒體記者是否看過這些紀錄片，結果出現無人舉手的場面。眾多曾經高調關注新疆的西方媒體，只有少數幾個有過簡短報道。美國《紐約時報》僅以「花言巧語的視頻」一語作評，而美國視頻共用平台YouTube乾脆將其強制下架。
中國不僅逐漸掌握新疆議題的話語權，而且正在扭轉劣勢。今年7月，先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22個國家發布聯合聲明，抨擊中國新疆政策。不久後，俄羅斯、沙地阿拉伯、巴基斯坦、朝鮮等37個國家則聯名致函聯合國，積極評價中國新疆人權事業發展成就和反恐、去極端化成果。其中一方有22國，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另一方有37國，大多是發展中國家，並且有伊斯蘭國家或境內有很多穆斯林的國家。在這起「對峙」事件裏，中方似乎略勝一籌。早前中國政府先後邀請90多個國家1,000多名使節、記者實地探訪新疆的安排，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而這一做法也可理解為一種外宣行為。
進擊的中國媒體
在這一輪反擊美國攻勢的行動裏，往常備受批評的中國媒體也有引人注目的表現。在美國國會通過《2019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後不久，中國相關部門作出密集表態，央視晚間《新聞聯播》也用了超長篇幅以「十二連發」的形式對該法案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兩部引起反響的紀錄片也是發布於央視下屬的中國國際電視台。
中國媒體的這種狀態其實在更早以前中美貿易戰升溫，尤其是香港反修例風波高漲之時就已有所展現。例如今年5月中美兩國貿易談判之際，美國政府宣稱將對進口中國商品提高加徵關稅稅率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頭版出現多個以「鐘軒理」（諧音「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鐘聲」（「中國之聲」，《人民日報》國際評論）、「國紀平」（人民日報國際部評論），「國際銳評」（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網站「國際線上」評論）等為筆名的語氣嚴正的文章，形成的聲勢回饋到了西方媒體陣營。再如香港亂局持續發酵之時，以前往往鄭重謹慎地播報新聞的很多央視主持人如康輝、李梓萌、郭志堅、歐陽夏丹等都發表了相對個性化的短評，在中國輿論中引起了共鳴。
此外，值得關注的還有一向有些「特立獨行」的媒體《環球時報》及其總編輯胡錫進。該報一直跟進中美貿易戰、香港、新疆等國際熱點事態，闡釋和傳達中國的立場。儘管《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對其沒有多少好感，經常進行批判性引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恰恰證明了這家媒體在國際輿論場裏的影響力。
胡錫進在中國內外的微博、Twitter兩個能夠傳達政見的網絡平台上都有自己的帳戶。在香港局勢仍然混亂的時期，曾經「千里走單騎」深入香港前線，接觸當地市民、媒體、意見領袖，了解和報道香港情況，展示和闡述中國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溝通作用。
宣傳的要義在於「平等」、「尊重」和「服務」。不論是習慣了自由民主的西方受眾，還是習慣了政治宣告的中國受眾，沒有人喜歡自上而下、好為人師、一本正經的說教，即便所說的確是真事實理。而媒體與媒體人都應該只是平台與通道，卻容易自認為高人一等、居高臨下，最終只能使宣傳效果大打折扣，令謊言和偏見大行其道。
客觀而言，近年中共宣傳層面的確有所改進，從事事收緊到寬鬆調控，也少了一些「官氣」、「霸氣」、「腐氣」。對於龐大僵硬而且已經形成強勢慣性的宣傳體系而言，這種改變殊為不易。這背後需要有思想之變，需要有人事之變，需要有制度之變，然後才會有方式與風格之變。如果確如華春瑩所說一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中共外宣的「新時代」會變成一種新的常態。
上文刊登於第19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16日）《從新疆紀錄片看北京外宣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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