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台灣民主思潮百花齊放　今歷史話語權遭台獨綁架

2019年12月9日，民進黨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美麗島事件」40周年紀念活動，參與者在席間多肯定該事件促進台灣的民主發展，而當年《美麗島雜誌》高雄服務處主任楊青矗，則高倡該儘快建立「台灣國」。這也凸顯美麗島事件在當今的歷史定位，早已被特定政黨與獨派立場所綁架，窄化成反國民黨─爭取台灣民主自決─追求獨立的單線式敘事，忽視當年台灣黨外運動是左右翼兼有的百花齊放、且統獨矛盾根本不是主要爭論焦點的真貌。

在許多台灣人的認知裏，打從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至台灣後，台灣的黨外勢力沿革似乎只有隨國府遷台的中國青年黨與中國民主社會黨，以及胎死腹中的「中國民主黨」，接着是1979年爆發的「美麗島事件」，最後是1986年民進黨成立，衝擊國民黨的獨大地位。但其實最早除了雷震（1897─1979年）、胡適（1891─1962年）等人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凝聚黨外思潮之外，尚有被視為「新儒家」思想流派的徐復觀（19043─1982年）、唐君毅（1909─1978年）、錢穆（1895─1990年）等人蔘與的《民主評論》雜誌；以及蕭孟能（1920─2004年）、李敖（1935─2018年）等人發行的《文星》雜誌，以如椽大筆鍼砭文化或時政，並掀起著名的「中西文化論戰」。

這些刊物的立場並不一致，當時知識分子們爭論的議題在於是否延續五四運動以降的「全盤西化」，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但共通點都是曾抨擊國民黨威權違憲的體制，因此泰半曾遭國民黨政府查禁或限制流通。不過該注意的是，這群知識分子雖希冀國民黨放權、迴歸憲政，實行政黨政治，但並未因此徹底否定國民黨、甚至轉變成否定中國認同。如何追求國民黨以外的另一條中國現代化道路，才是當年台灣黨外菁英關切的理想。

1970年代，台灣文壇出現「鄉土文學論戰」與「現代詩論戰」。表面上看這是文學理論的交鋒，但其實箇中隱藏知識分子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外交連連受挫、保釣運動爆發的艱難環境下，對於國族認同和如何改造社會的焦慮感。同時，《大學雜誌》又刊出張俊宏、許信良等人合撰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同情工農群體的苦狀，欲改革國民黨的獨裁體制，將政權分配給新興階級，並隱然有否定反攻大陸的自保思維。而國民黨政府則透過《中央日報》發行《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堅持鞏固黨國體制，對黨外意見明確地予以駁斥。

然而，這些紛雜的思潮相繼湧現，正象徵國民黨對文藝界與社會的掌控不斷鬆動，加上海外保釣運動的蓬勃，令異見者能大暢其言的園地越來越豐富。而《夏潮》、《美麗島》、《仙人掌》、《潮流》、《這一代》等各種報刊都是在1970年代先後創辦，凝聚許多黨外的知識菁英。雖然主張各異，但仍無礙於他們在質疑國民黨威權的旗幟下合縱連橫。如《夏潮》總編輯蘇慶黎（1946─2004年）明確定調這是「社會主義的雜誌」，鮮明地反對接受美國強加的邊陲體系、資本與文化入侵，關切女性與環保議題等。不過《夏潮》雜誌的供稿作者既有左翼的統派人士蘇慶黎和陳映真（1937─2016年），亦有主張台獨的王紘久（筆名王拓）和楊青矗等人，各派之間並非涇渭分明。

《美麗島雜誌》亦是如此，當頗有影響力的《夏潮》雜誌在1979年2月遭查禁停刊後，蘇慶黎、陳映真、陳鼓應等人又投入《美麗島雜誌》陣營，該雜誌的作家群既有暗示兩岸分離才能大治的劉峯松、也有揭櫫以民主手段更迭政府的姚嘉文，各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均有。且《美麗島雜誌》創刊號政論〈民主萬歲〉，尚且疾呼「中國經過一百多年來的動亂……我們中華民族對民主的實踐還大有貢獻的餘地」，顯見台獨並非《美麗島雜誌》的主旋律。

此外，尚有康寧祥等人創辦的《台灣政論》與《八十年代》等兩份雜誌，同樣匯聚一批黨外人士，也同樣關切如何爭取民主，前者甚至刊載過「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的訪談內容。由此可見，當時台灣黨外力量最期盼的是瓦解國民黨威權統治，統獨問題既非主要矛盾、也不是時人追求的主要目標。

即便是民進黨成立初期，也沒明確主張台獨，而是提倡民主自由等觀念以攻訐國民黨。但自從台獨勢力主導民進黨的路線後，台灣黨外運動的奮鬥光輝與歷史成果逐漸被民進黨收割，彷佛反國民黨的勢力全匯聚到「美麗島事件」、之後由民進黨集大成，最後再以提倡台灣自決乃至獨立為最崇高的目標，藉此營造一脈相承的神聖族譜，確立民進黨存在與掌權的合理性。在這種敘事脈絡裏，《夏潮》、中國統一聯盟之流的左統派遂毫無生存空間，令真正的黨外運動史留下大片空白。

而更要緊的是，在民進黨的政治「神話」中，一切黨外運動都來自國民黨的逼壓、都來自台灣人民的反彈，迴避美國為了反共的地緣利益支持國民黨統治的冷戰背景，更有意忽視美國曾透過各種法案支持台灣菁英或黨外力量，藉此箝制國民黨，例如《民主評論》和《自由中國》都曾接受過美國中情局（CIA）轄下組織、「自由亞洲協會」（Committee For Free Asia）的補助；美麗島事件時，標榜「人權外交」的美國卡特（James Earl Carter，1977─1981年在任）政府，也施壓過國民黨政府。因此黨外運動的能量並非全內生自台灣社會，亦有美國意志的限制。

對此，陳映真批評過台灣民主運動沒改變親美的方針，台灣各派都「各自認為自己是美國最忠實的夥伴」與「都對美國懷抱着哀怨卻熱烈的情感」，以及崇拜美式民主和富足。這種現象無非顯示反帝國思潮的失勢，也讓台灣社會失去批判美國宰制台灣政治與經濟的本質的能力，反而容易把治亂現象都歸咎於「民主」與否、甚至是反共的程度，令台灣的民主化道路變了質，更無法讓台灣跳出附庸於美國地緣利益的邊陲格局。

因此，如何破除台獨單線式的思想魔咒，更積極、更宏觀地省思自身定位，進而擺脱冷戰以來美國的影響，以及國共內戰以降兩岸政治對立的意識形態，這才是台灣人民回顧歷史與突破民主困境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