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站：G2互信螺旋式下降 中美能否有效管控各自危機
日前，特朗普政府正式對世界銀行繼續向中國提供貸款的計劃提出反對，《紐約時報》說，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長期爭鬥的最新爆發點。美國表達反對的時機很微妙，華盛頓和北京正試圖近期達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則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上對議員們說，美國已反對世界銀行的新五年框架，即向中國提供貸款並在中國開展項目。世界銀行對中國的貸款已從2017年的約24億美元將至今年的約13億美元。但姆努欽表示，他希望看到這一數字進一步下降。「我們協商大幅減少對中國的貸款——將貸款額降至10億美元以下」。
這種對抗性的策略引起了人們對貿易談判可能再次脱軌的擔憂。儘管外界認為中美「完全脱鈎論」的可能性並不存在，但是我們必須要承認一個現實，就是中美兩國的對抗正在日趨激烈並且複雜。為了應對、化解這種對抗的現實，中美兩國需要有效地管控內部風險與彼此信任危機，避免彼此互信螺旋式下降。
縱觀歷史，任何一場戰爭的開始，其實都是當事國家對於自身所面臨風險與挑戰的不自知，或者有所知曉但無法進行有效管控。用耶魯大學中國法律中心主任葛維寶（Paul D. Gewirtz）的話所說，中美兩國所面臨的更深層的問題是中美政府對對方的認識有了根本的轉變。美國政府官員現已公開稱中國為競爭對手，一個企圖削弱美國力量、替代美國在世界領導地位的競爭對手。中國領導人在公開場合的用詞比較緩和，但他們也認為，美國（至少在特朗普任內）是中國的敵人，企圖削弱中國的力量、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認知已經變成了「自證預言」——兩國的行為都反映了他們對對方的認知（即「對方是有敵意的」），而這樣的行為又強化了另一國的敵意。如果中美關係的緊張局勢再不緩和，中美雙方的基本態度還將變得更糟，世界格局將會發生變化。中國會更靠近俄羅斯，而中俄結盟本身就是不穩定且危險的，尤其是當美國和它盟友的聯繫在減弱時。其他被牽扯進中美競爭但又不想選邊站的國家很可能會面臨困境。中美關係不能再螺旋式下降、越變越糟了。
葛維寶在自己發表於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文章中表示，現在正不斷加重的敵意只是政府與政府間的。兩國社會各界人士其實對中美關係有更多更復雜、甚至是有建設性的思考。不過這類有建設性的觀點雖然在美國有很多且受到社會尊重，但通常都被邊緣化了。很遺憾的是，美國媒體也多半隻關注最強硬、最高調的聲音，常常錯誤地把它們當作美國社會對中美關係新的共識。
用更簡單的話進行表述，中美今天分別面臨各自不同的挑戰，中國的挑戰是如何讓世界接受中國不一樣的崛起以及如何在擴張過程中有效管理邊界；美國的挑戰是能不能和一個強大中國和平共處，能否有效管理中美競爭。
這些挑戰要解決的關鍵方案就是「有效管理」，或者說「有效管控」。有效的意思很直接，就是能否「有效果」，「有作用」，「有作為」。
這一項對於帶有威權政府屬性的中國而言，不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對於美國而言就十分棘手。儘管「反華」正在成為華盛頓一些人的共識，但是「為什麼反華」以及「怎麼反華」，在美國政治各個黨派、勢力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儘管他是中美貿易戰的始作俑者，但對於特朗普而言，他就是一個生意人，無論是在對於與中國的關係上，還是在國際事務中，特朗普都很少將其置於意識形態和主義的背景之下，很少使用意識形態語言，很少使用諸如主義這樣的詞彙，而是就事論事，討價還價，而且討價還價的時候，像商人一樣的認真，漫天要價，坐地還錢。特朗普只是美國政治框架的構成者，這個龐大的政治機器中還有同樣具有話語權的兩院議員、以及同樣可以視為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階層。他們的思維不像特朗普那樣相對「簡單」的商業思維，而是更有意識地從意識形態或「國運戰略」一類的視角去看待中美關係。
這些政治勢力在面臨中美關係時，彼此之間的合縱連橫、利益糾葛極為複雜，並因為其內部政治風向而不斷髮生調整，這就導致美國國內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股勢力能夠完全「有效管控」中美危機。
在今年夏天以來，中國國防部就開始公開表示「努力把軍事關係打造成中美關係穩定器」，這打破了過去四十年普遍認為中美商業關係是中美關係穩定器的傳統認知，顯然也是中美軍方在應對今天兩國政治、商業局面動盪的「新共識」。其實，南海危機某種意義上可以成為中美有效管理風險的案例，為其他領域的風險管控提供參考。2019年5月中國南海研究院曾刊登出文章，對中美如何有效管控南海危機進行剖析。
文章認為，從近幾年雙方在南海的行為方式可以看出，兩國在南海的利益摩擦本質上講是力量相對優勢和秩序主導權之爭，恐怕難以調和。自1995年首次表明在南海「存有利益」，歷經奧巴馬（Barack Obama）、特朗普兩屆政府，美國在南海的利益逐步明晰化：一是「航行自由」的根本利益，包括軍事艦機在南海海空任意穿行、「全域介入」的自由；二是保持軍事力量的壓倒性優勢和對對手進行戰略威懾的能力，通過海域控制和力量投射制止南海發生美國不能接受的軍事衝突和政治脅迫；三是構建由其主導的「基於規則的地區秩序」。白宮官員曾在公開場合將南海「航行自由」界定為「不可或缺的利益」（Vital Interests）和「最高國家利益」（Top National Interests）。中國在南海的利益訴求大體可概括為四個層面：第一，南海諸島的領土主權及衍生出來的領海、專屬經濟區等海洋權利，以及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其它權利，這是中國在南海的根本利益所在；第二，南海作為天然屏障和戰略支點，是中國國家安全和戰略空間拓展的重要環節；第三，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對外貿易和能源進口國，因此南海海上通道安全還攸關中國的經濟安全和發展利益。第四，制定規則、建立機制以約束各方行為，塑造可持續、穩定的海上和周邊發展環境穩定，也是中國的利益所在。可以看出，中美在南海的根本衝突在於：美國試圖繼續主導南海地區秩序與中國實力不斷增長的不相協調。
具體看，在力量對比方面，美國有意保持在南海地區前沿力量的壓倒性優勢以繼續扮演「秩序維護者」角色，但在中國看來，其背後的深層考量是「遏制」中國影響力的拓展；中國通過島礁建設和相關設施部署，鞏固自身在南海的戰略空間、構建主動戰略態勢，很大程度上意在威懾任何新的非法侵佔中國島礁及相關海洋權益的可能，美方卻認為中國在搞南海「軍事化」，意在劃定勢力範圍並最終控制南海。在規則層面，美國把中國尋求通過制定「南海行為準則」管控海上形勢看成是「另立規則」，「將美國排除在外」，在航行自由問題上對遊戲規則的認識和實踐也與中國大相徑庭。
在2019年的今天我們回頭去看，中美南海危機作為近年來兩國關係的「預演」，在經歷了大量的博弈、對抗之後，今天已經正在走向一種「冷處理」的階段。其中當然有賴於東盟的積極作為，但是中美兩國軍方保持有效溝通，把控風險的做法，值得兩國政治、經濟部門去進一步學習。作為中美兩國政府的領導人，或許有必要將南海作為案例進行復盤，找到在當下局勢中兩國關係從全方位對抗回到有效管控風險的路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