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共人事洗牌「五年計劃」　卡位戰愈演愈烈

臨近2019年年底的這輪中共黨政大員人事洗牌，目前已經波及至少6省市區。如今，地方重磅職位如專職副書記缺員已逼近四分之一，加之央地多名省部級大員年屆退休之齡，料近期黨政、央企、高校和群團組織等都面臨劇烈人事波動。

事實上，即將過去的2019年對中共大規模佈陣接班人梯隊，尤其是兩年多後的中共二十大全國佈局極具意義。這一年剛好是2016年至2017年中共地方換屆過半之年，也是北京時隔5年重新修訂《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並將其付諸推行之年。更重要的是，就在剛剛進入12月份時，一份跨越2019至2023年的「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對外披露，中共正在為準備即將的重要歷史節點進行從上到下橫跨「黨政軍民學」甚至「非共產黨」梯隊的全面梯隊計劃。

作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政黨，「選賢與能」的中國傳統精英政治文化與承繼於蘇聯時期高度集中的組織名單制傳統，讓中共在過去數十年中一直堅持將培養後備人才作為核心政治任務之一。事實上，中共高層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一直到習近平，都無一例外地時刻考慮自己的「接班人」計劃。而負責這一計劃、時刻聚焦與發現考核潛在政壇苗子的中組部和各級組織部門也被認為是中共最具實權的核心部門。

自從「文革」的混亂政治周期過後，面對當時高度老化的官僚階層，鄧小平取消了領導終身制，建立了最早的「簡陋」的退休制度和梯隊計劃。尤其是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稱，「我們選幹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就是當時成就後來胡錦濤、温家寶等人的「幹部四化」。

這一趨勢在未來的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開始越發清晰化和系統化。《中共精英政治的演變: 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至2004》一書曾經總結了今天耳熟能詳的「正部級退休年齡65歲」等硬性中共用人紅線，在當時是如何被確立的。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正是在1998年6月份公布的《1998至2003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確立了省部級黨政領導班子60歲左右、55歲左右、50歲左右的梯次人數構成。

當習近平在2012年秋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時，這套機制事實上已經經歷了長達三十年左右的演化而基本定型。在當時，負責中管幹部的中組部和「下管一級」的各級組織部門號稱世界上最大規模、運行效率最高的「人力資源部」。但是，這套機制的確也有其缺點，例如名單制的流動性不足和滯後性，領導幹部請示匯報制度和個人有關事項匯報貫徹不力，「只上不下」的官場文化……導致機制僵化和空轉、黨政領導官僚化的風險越發明顯。於是，當十八大後的反腐風暴衝擊既有的官僚體制，數以百計省部級官員遭到問責和徹查後，這套機制的運轉即面臨窘境。

2014年，習近平任期內第一次修訂《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重新釐定了一些用人原則，比如注重基層經驗、按年齡合理配備以及規定領導職務的任用條件。次年，他又藉助一份黨內法規《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而改變「單向度流動」、只上不下的僵化規則。事實上，在過去的7年習近平任期中，中共在整頓整部官僚機器的同時織就越來越密的「網」。

2019年初，中共釋放信息，要突破常規、大膽起用勇於擔當、善於作為、實績突出的官員。這事實上為過去的近一段時間內，中共大膽起用、破格使用一些官員進行了註解。比如，現任遼寧省委專職副書記周波當年在上海任職期間一度因為違規接受公款宴請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但是這並未徹底終結其仕途上升趨勢。如今周波不僅進入中央候補委員行列，而且北上遼寧，成為距離正部級門檻僅一步之遙的重要政壇明星。

在上文所提到的黨政領導班子未來5年計劃中，中共宣布將選優配強黨政正職，優化年齡結構，改善專業結構，完善來源、經歷結構，同時「大力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合理配備女幹部、少數民族幹部和黨外幹部」。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計劃全文，但是毫無意味着按照慣例，一些黨政領導集體的硬性配置紅線將重新釐定，究竟會出現怎樣的變化，還很難說。

《多維新聞》之前曾稱，十八大後中共政壇一度出現反腐敗浪潮，重要崗位缺員嚴重，「雙非」省部級黨政主官激增，地方黨委常委長期補齊難，黨政班子「老化」嚴重等臨時性困難相當突出。如今，經過緩衝期，至少從地方黨政大員看，50後在地方黨委書記層面已加速退場、60後幾乎完全主政，70後也在加速進場。

事實上，新近履新的3名地方黨委書記陳潤兒（寧夏）、石泰峰（內蒙古）、樓陽生（山西）均出生在1950年代後期，這應該是50後一代的最後一波衝刺。而新晉的地方政府「一把手」，林武（山西代省長）、尹弘（河南省政府黨組書記）則已然完全為60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