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選舉】建制派歷史性慘敗 香港需要一場怎樣的「鬥爭」
如果說在反修例風暴之前，北京治港還可以在發展與繁榮的表象之下得過且過，那麼當持續了五個多月的反修例爆發且急速蔓延，再加上剛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慘敗撕開的最後一層窗戶紙，千里之外的北京已經再也沒有時間和空間繼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反而要「丟掉幻想」，徹底反思以往治港政策的失敗，在搞清楚香港究竟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的基礎上帶領病入膏肓的香港再出發。而要做到這一點，非得來一場刮骨療毒的「鬥爭」不可。
中共從來不缺乏「鬥爭」經驗，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是中共一直以來的政治傳統。但具體到香港問題，究竟如何開展一場有效的「鬥爭」，如何在批評的同時做到切實的自我批評，立足於今次持續撕裂且政治化的香港，卻是一道需要細緻拿捏和考量的難題。因為鬥爭的普遍性之外，香港作為主體還有着突出的特殊性。基於這樣的特殊性，任何層面和幅度的「鬥爭」，都可能在政治口號和情緒壓倒一切的今天，走向反面；同樣地，如若只有批評而沒有自我批評，對於香港問題本質的認識也可能只是浮於表面，更遑論深層次矛盾的解決。
說回到「鬥爭」的普遍性，這是毋庸置疑的。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最終奪取政權是鬥爭，中共當年與英國政府談判解決香港回歸問題是鬥爭，每個人日常每一天都被大大小小的鬥爭所包圍着，連同香港反修例和區議會選舉本身也是參拌着各種鬥爭。至於香港，開放性和位置決定了必然會處於鬥爭的前沿，躲是躲不掉的，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的關頭，在兩種制度的不斷較量與角力的過程中，香港必然是反應最為激烈的那一個。今次的反修例鬧得這麼大，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與問題也被各方擺在了枱面上，不管是歷史遺留問題，比如去殖民地化和國民教育問題，還是現實問題，比如官商共治模式、土地問題以及階層固化等，都是需要通過切實的「鬥爭」才可能破局並逐步化解的。
也許有人會說，香港過去也一直在「鬥爭」，為什麼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倒越來越積重難返？這裏就引出兩個重要問題：其一是以往「鬥爭」的失誤，其二是接下來怎樣去開展有效的「鬥爭」。
先說以往鬥爭的失誤，第一是方向性的失誤。香港回歸後，其人口主體已經轉變身份成為中國公民，由此圍繞香港治理和陸港矛盾產生的爭執，也絕大多數都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就該用化解的方式來解決，但是既往治港的鬥爭哲學，卻不僅把居於市民過半數的泛民推到了對立面，而且採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式來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矛盾，最終「親者痛、仇者快」。就算是敵對陣營中時不時冒出港獨的聲音，也只是極少數，而且絕大多數港人也認為港獨不可能也不可理喻。
這樣的方向性錯誤，在北京涉港機構尤其是中聯辦以及香港建制派群體中尤為突出。2016年，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媒體專訪時曾有過「表率」，因其從始至終都未使用慣用的「反對派」「異見者」或者「持不同政見人士」來指稱泛民，而且不僅承認泛民的存在是「正常的」，會「伴隨着一國兩制長期存在」，還表示「泛民的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的角度看，他們也屬於建制人士。」只是這樣的姿態，在以對抗為常態的洪流中很快即被湮沒。而這一次的區議會選舉，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用選票選擇了泛民，這樣的結果也再一次警醒北京：如果一如既往將泛民視為反對派、異見者，那是不是表示要站在香港大多數的對立面？如果是這樣，香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又從何談起？
除了方向性的失誤，緊隨其後的便是被忽略的鬥爭。如果說方向性的失誤是鬥了不該斗的，那麼被忽略的鬥爭則是該斗的沒有鬥。尤其是對於腐敗和官僚主義這一侵蝕中央在港治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鬥爭，是最該自我批評和下大力氣鬥爭的，卻一直被束之高閣，或者乾脆視而不見。
早在2016年，在經歷過佔中以及旺角騷亂等系列事件之後，我們就呼籲北京涉港機構的重塑重組。理據之一，便是中央治港機構越來越淪為一個「三不管」地帶，內地官僚體系不斷的發展卻好像絲毫沒有觸動治港的行政體系，特別是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的這幾年，內地官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巡視組無所不在，但治港體系層面卻一直是輕描淡寫。久而久之，不僅整個官僚體系被既得利益群體所支配，被經濟利益「圍獵」，而且為了保持原來的有利位置，甚至習慣性地避重就輕遮蓋香港的深層次問題與矛盾，以為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繼續高枕無憂，相安無事。基於這些積重難返的結構性問題，要想對香港進行徹底的改革，就必須對治港體系進行一次紅臉、出汗的「鬥爭」。
在理清了過往治港鬥爭的失誤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結合香港今天的實際怎麼去鬥爭的問題。誠如習近平所言，「要注重策略方法，講求鬥爭藝術。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理選擇鬥爭方式、把握鬥爭火候，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鬥爭策略。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鬥爭中爭取團結，在鬥爭中謀求合作，在鬥爭中爭取共贏。」
具體到今天的香港，要想開展有效鬥爭，首先必須要明白習近平所談「鬥爭」的內涵和外延，以及背後的辯證思維。辯證法的精髓是，考慮事物時，將事物最核心的本質視為動態的、相互衝突的，而不是惰性和靜態的。因此考察事物時，探究的是它們的「矛盾」屬性。香港作為首開先河實踐「一國兩制」的載體，原本就是衝突和矛盾的前沿，這是毋庸諱言的，對此展開的鬥爭，也不能是惰性和靜態的。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言，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失，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不同。何況鬥爭本身也是辯證的，另一面是「統戰」和「合作」，鬥爭只是手段，不能為了鬥而鬥，甚至演變為破壞性的鬥，因為終極的目的不是把香港鬥壞，而是「共贏」，是為了香港長期的繁榮與穩定。
當然，對於「鬥爭」的辯證認識之外，不管是北京還是特區政府，必須對香港所處的歷史階段，對香港今次問題總爆發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有着全面準確的認識與理解。套用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2002年訪港時的話來說，克服香港當前困難的力量和辦法就存在於香港的本身之中。但要想找到真正有效的力量和辦法，就必須對整個社會每一次或大或小的脈搏跳動有着足夠的敏感度和感知力。
就如同今次的反修例一樣，很多人會詫異事情何以鬧得這麼大，但只要翻看一下香港近幾年的基尼係數和房價漲幅，再看看產業環境，就會意識到這次的總爆發早已在醖釀之中，遲早會來。而今次區議會建制派的慘敗，如果將其放回到香港持續了五個多月的反修例風波的大背景下，將其放置在民眾對特區政府長期以來施政不利的怨氣和怒氣的氛圍下，這無疑就是一次帶着強烈情緒的公投，當情緒和政治口號壓倒一切，這樣的結果也並不意外。
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中共在草創階段險惡的鬥爭環境中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階級鬥爭理論，並用於指導自己的「革命實踐」。可以說，鬥爭貫穿於中共這一即將滿百年大黨的全過程，或大或小。香港回歸本身，也是一場與英國政府的「鬥爭」。北京理應明白，對香港問題的深刻反思與再認知，既需要拋開以往的傳統鬥爭思維，又需要在認清香港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的前提之下加強另一種層面的鬥爭，比如與消極「一國兩制」的鬥爭，與陳舊官商共治模式的鬥爭，與單一產業結構的鬥爭，等等。如此一番刮骨療毒的鬥爭與「自我革命」，方才可能重拾香港的人心，也才可能帶領已經病入膏肓的香港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