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紅崛起】警惕極端民族主義 不能「因噎廢食」
在中國70周年國慶掀起的愛國主義浪潮餘波洶湧之際，恰逢NBA鬧出「莫利事件」讓中美之間的博弈與輿論對立一度延伸至體育與文化領域，而莫雷的不當言論所涉及的香港問題，其深陷暴力示威近半年的困境本身又是中國民眾心中關於國家主權最為敏感的紅線。幾種因素相互滌盪與加持的作用下，將中國國內的愛國主義情緒推向高潮，同時也讓這股情緒的主力「小粉紅」在輿論場「怒刷」一波存在感。
在相當數量的中國知識分子眼中，對外可以「帝吧出征」與香港激進示威者在網絡空間對峙、對內怒斥前往NBA中國賽現場的中國球迷「跪族籃孩」的「小粉紅」們，雖然其中絕大部分人赤子之心可嘉，但畢竟是一個熱衷於盲目愛國主義運動的群體，若不加以警惕，可能給中國帶來不可預知的風險，畢竟五十多年前的文革記憶尚未遠去，2012年中日釣魚島爭議升温期間，有人拿U型鎖砸向自己同胞的悲劇更是歷歷在目。防止愛國主義滑向極端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是很多中國人心中時刻都不能放鬆的一根弦。
很自然地，「小粉紅」被納入批判視野。但是不是因為愛國主義存在滑向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可能性，就要將「小粉紅」們在輿論場中一棍子打死？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愛國主義教育（沒有才不正常），與愛國主義密切關聯的民族主義也幾乎在所有國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相比一些輿論聲音對「小粉紅」窮追猛打，真正值得被探討的問題是：民族主義是否等同於洪水猛獸？
污名化的民族主義
顯然，民族主義在今天不是什麼動聽的詞彙，這股最早出現在19世紀末期的思潮，因為法西斯獨裁政府曾憑藉其在政治上獲益，尤其是納粹分子在奧斯維辛犯下的罪行，讓「民族主義」成為了某種對異族充滿排斥和仇恨觀念的代名詞。
印度學者帕爾塔·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對於民族主義的批評最具代表性：「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是非理性的、狹隘的、令人厭惡的而且極具破壞性。民族主義並非來自理性或自由，相反，它是狂熱的浪漫主義和政治彌賽亞主義的產物，其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人類因之失去自由」。
2016年之後，右翼民粹主義浪潮有橫掃歐洲、北美、拉美的趨勢，民族主義似乎又重新抬頭。雖然不應該被拿來與二戰前後的情況做對比，但這股浪潮確實對資本主義民主乃至自由主義主導的國際秩序造成了衝擊，其中宣揚種族主義和激進排外思想的部分，讓不少西方自由主義者深感恐懼。
不論對哪個國家來說，今天世界的客觀現實加強了人們對於民族主義懷疑與警惕的合理性。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出發，民族主義在「惡魔面向」之外，還存在另一種話語系統。
整個世界在20世紀的一條歷史主線，是「第三世界」國家從數百年的西方殖民統治或半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在尋求獨立、構建政治實體與國家認同的過程中，民族主義在這些國家中更多扮演了社會層面乃至文化心理層面「粘合劑」的作用。
最為誇張的例子要數印度尼西亞，這個獨立前的群島國家存在數千種語言和三百個民族，而從蘇加諾開始的印尼領導人藉助民族主義政策，形成了以教育為基礎、以統一的意識形態為支撐的文化融合方案，逐漸完成民族認同的建設（nation-building）。
對於兩千多年來秉持「天下」觀念的中國來說，民族主義更是「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主題」，時而熱烈，時而低潮。晚清時期，打着「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獲得了清政府保守派王公貴族的支持，他們相信驅逐所有洋人就能恢復大清往昔的榮光；而大多數中國漢族洋務派官員認為這是一個災難性的選擇，並支持與英美等國簽訂東南互保協定；康有為和他的改革派盟友則試圖利用義和團造成的危機「清君側」，以推翻慈禧和保守派在朝廷的大權，「保皇（光緒）立憲」；孫中山彼時則在尋求西方的支持，以推翻清政府。所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以不同形式展開的民族主義。
而當歷史選擇由孫中山帶領中國「走向共和」，這位中國「國父」起初甚至選擇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一明顯帶有狹隘民族主義的口號，不能不說就是受到了當時流行於世界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而當這一從西方借來的理論工具達到了發動革命洪流的目的，孫中山也將革命綱領確定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對中國的身份認同從漢族擴大到大部分邊疆少數民族（蒙古、新疆、西藏等主要少數民族聚居地是清朝時期才納入中國版圖），這種轉變無疑是國族身份構建層面的進步。
及至中國進入抗日救亡時期，中國共產黨更是成功的運用民族主義，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在意識形態層面促進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對外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對內求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平等」。構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曾為之努力的事業，而中共最終在1949年完成這一使命，其中不可忽視的原因就包括「惟有共產黨滿足了中國許多憂國憂民者的這種民族主義訴求」。
可見在後殖民時代（post-colonial）的歷史經驗中，民族主義並非只有仇恨和互相排斥，也有其寬容、進步的面向。極右翼是民族主義中無可爭議的黑暗面，但若僅僅以「屠殺猶太人」作為定義民族主義的唯一歷史參照，則是再一次地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正確引導和利用民族主義，可以使之成為一股深刻而積極的政治力量，某些情況下或許是能夠超越階級、宗教和種族的唯一政治力量。
誰是小粉紅
當然，對於近三十年來的中國來說，有關民族主義的爭議又有新動向。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中國徹底推翻「三座大山」，民族主義隨之進入低潮和「潛伏」狀態（文革時期的民粹可以歸為另一個話題了）。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中西之間在價值觀和體制方面存在差異並不斷產生摩擦，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時處於緊張之中，再加上六四事件和緊隨其後的蘇東劇變，曾經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消失，中國領導層在意識形態管控方面處於下風，不得不求助於民族主義，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西方力量的強勢，民族主義話語遂再次高漲，而且話語主體開始從知識分子走向大眾。九十年代中期風靡一時的《中國可以說不》，以及進入21世紀後由此而衍生出來的《中國不高興》等書籍，都是「民族主義」被調動起來的產物，同時又反過來助推着這股浪潮。演化到今天，便有了熱衷於觀察哪個國際品牌涉嫌辱華、哪個品牌用錯了中國地圖，跟隨「帝吧出征」攻佔蔡英文臉書並與港獨對噴，抵制過樂天超市又抵制NBA的「小粉紅」群體。
然而今天「小粉紅」洋溢的愛國情緒已經無關百年前救亡圖存的重任，他們對於西方反華言論的反擊和駁斥，對於國家統一的自覺維護，對於「歷史終結論」近乎本能的、樸素的不以為然，也已經與上世紀九十年代「粗鄙的反西方主義」完全不同。他們大多出生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沒有吃不飽的記憶，也沒有經歷過「以階級鬥爭為綱」，成長過程與中國經濟騰飛同步，既接受過自1989年後確立的愛國主義「官方教導」，又在感受中國的高速發展中進行「自我愛國教育」，同時輔以《戰狼》、《我愛你中國》等文藝作品，很多人甚至年紀很小時就走出國門，在最直觀的基礎設施對比中得出「不過爾爾」的印象。
除了群體本身的變化之外，中國自身的變化也絕對不可低估。六四事件發生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緊隨其後，「中國崩潰論」一度甚囂塵上，中國經濟成長雖快但體量也遠沒有到今天的規模，彼時的中國還沒有底氣和自信談「中國方案」、「中國經驗」。而當今天中國決心要有所作為、改革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背景下，處在互聯網環境下的「小粉紅」們更敢於表達，也樂於讓互聯網放大自己所處的同温層的聲音。
而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小粉紅」這一指稱在今天的中國輿論環境中明顯被泛化了。從「晉江文學城」網站起家的時候，能夠抱團戰鬥，與那些喜歡發佈國內負面消息的網友、公知針鋒相對，才會被稱為「小粉紅」。隨着時間推移，只要以民族主義的立場，強烈反對他人批評中國，都可以劃入這個群體。而到了今天，凡是願意表露愛國情緒，都是「小粉紅」——可能是在香港反修例的新聞評論區中怒斥暴力示威者，可能是轉發一條「護旗手」的官方貼文，可能是點贊央視推出的國慶閲兵短視頻。同樣是70周年國慶閲兵的話題，相比東風-31導彈，在所謂的「小粉紅」中討論度更高的可能是「未婚夫方陣」。
甚至在某些時候，「愛國」還可以成為「小粉紅」解決「私人恩怨」的工具。就以「莫雷事件」後抵制NBA的主力人群「飯圈女孩」為例，讓她們義憤填膺到想出「跪族籃孩」這種頗具創意的外號，或許並非是出於對去到NBA中國賽現場的球迷「不以大局為重」的憤怒，而是針對體育迷為主的「直男」群體的反擊：三年前韓國朴槿惠政府部署薩德系統引發中韓關係跌至冰點，民間傳聞中國官方下達限韓令，雖然這一說法從未被證實，但從那時起確實有很多韓國藝人再沒來過中國演出，而當時中國國內的粉絲文化已經興起，一眾「小姐姐」依然通過各種渠道為愛豆（Idol）「打call」，結果遭遇「直男」群起而攻之。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之下，「飯圈女孩」只能吃啞巴虧，但與「直男」的梁子就此結下。此後又發生過與政治無關的「直男」群體嘲笑吳亦凡、蔡徐坤等娛樂明星，算是把不同領域的「飯圈女孩」得罪了個遍。此次輪到「直男」們熱衷的NBA爆雷，「飯圈女孩」不管原來是不是「小粉紅」，自然都要裝扮一番卯足了勁兒瘋狂報復。
現實往往就是這麼一地雞毛。而即便不考慮夾帶私貨，「小粉紅」們的愛國情緒也更多體現為對民族共同體簡單、質樸的身份認同，輔以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厭惡與反抗，如果一定要上升到「民族主義」，也只能算是民族主義的原生形態，遠未上升到對於共同體所持有的價值體系、社會制度以及行為規範作進一步建構的理性層面。說「愛國」，「小粉紅」們應該不會有人反對；而換成嚴肅的民族主義探討，「小粉紅」們恐怕普遍缺乏興趣。
這或許才是「小粉紅」真正的問題所在：他們的「民族主義」只是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性的填充物。如果說這樣的「民族主義」有什麼潛在危險，恐怕更多是從尋找自身的「特色道路」落入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的旋渦，離很多知識分子想象中的極端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尚遠。
當然，警惕「小粉紅」身上的民族主義情緒滑向盲目的反西方主義，乃至墮入極端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永遠是必要的，誰也不能保證2012年中國國內由反日情緒引發的暴力行為不會重演，儘管那次事件已經讓「小粉紅」受到「極端民族主義不得人心」的教育；但也沒必要人云亦云地套用「歷史經驗」（西方自由派眼中狹義的民族主義），最後「因噎廢食」，導向另一種上綱上線。今天的中國，更需要在廓清西方文明與西方霸權的區別、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區別等諸多關鍵問題的基礎上，建構開放的、現代的民族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中國在內，世界各國的經驗均表明，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現代化的變遷，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過程。現代化，成為民族主義「實在化」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背景，甚至可以說民族主義的「實在化」本身，就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集中論述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正是中國官方對於穩定的、經過實踐檢驗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得到國民基本認同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制度和行為規範給出了藍圖，可以預見「第五個現代化」將為民族主義的「實在化」提供路徑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