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2019】學者田飛龍：林鄭施政報告帶來希望，但危機猶在

雖然林政月娥通過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表達了直面香港深層次問題與矛盾的誠意，但鑒於香港因反修例運動而造成的巨大撕裂，外界普遍認為今次這份多達220項措施的報告，作用力和效果非常有限。香港能否儘快止暴制亂？深陷管治權威危機的特區政府又該如何帶領香港再出發？
香港01就此採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在田飛龍看來，林鄭雖然意識到政府決策要轉變，但仍然緊守著資本主義下的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分界線。

香港01：在施政報告公佈之前，你接受媒體訪問曾言，這份報告最關鍵的是要給現在的香港帶來希望。看過報告之後，你覺得這份長達一萬兩千余字的惠民報告，能讓港人看到希望嗎？

田飛龍：從施政報告的設計來看，還是延續了林鄭月娥既往的施政路線。不過是因為修例事件，使得關於民生的焦點被凸顯放大。對於施政報告中的每一項是否真的能落到實處，政策動力和精准性、實效性到底如何，還需要以觀後效。

香港01：所以主觀願望和實際情況是存在脫節和落差的。

田飛龍：的確。施政報告提出了很好的願景，包括其施政團隊也可能有很好的項目設計。但就林鄭目前的威信而言，以及香港目前仍處於反修例後期極端暴力化的漩渦中，在對抗和博弈的週期內，並不是一個主觀願望很好的施政報告就能夠將香港帶出困境的。

香港01：從《禁蒙面法》到今次的惠民政策，為了止暴制亂以及接下來香港更好的再出發，特區政府的「工具箱」裡還有多少可用的「工具」？

田飛龍：在未來，特區政府的執政仍要兩條腿走路。一條就是在止暴制亂的過程中進一步升級法律武器。就目前來看，《禁蒙面法》還未必能消除掉這周而復始的運動暴力。所以，在香港緊急法之下，香港政府還需訂立新的規例，更為精准地打擊黑衣暴徒滋生犯罪的聯繫網路。

另外一條就是在對話與民生方面，這也需要繼續執行下去。所以不在於林鄭提出完整的願景，而在於每一個專案都能夠落地、執行以及及時收效，不是遠期的或者花瓶項目。這樣才能讓市民重新理解林鄭，林鄭也能重新獲得市民信任，從而讓政府與市民的對話回到良性的軌道之中。

香港01：從今次的施政報告也不難看出，特區政府不斷在「出血」。我們知道，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是很充足的，可謂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之一，但如果一直「出血」也不是長久之計。而且特區政府過往也常常被詬病「不會花錢」，缺乏一定的理財哲學。

田飛龍：既往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高，但不會使用，是受到其消極放任的自由主義管治哲學影響。隨著香港社會的貧富分化以及亟待解決的社會矛盾問題的累積，積極不干預的管治哲學在發生變化。事實上從梁振英時期就開始在發生變化，而林鄭也意識到了這種變化的緊迫性和意義。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就會立刻轉變為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且能夠做好。香港政府還要同時挖掘香港輸血和造血功能。輸血即幫扶弱勢群體，包括公屋計畫。造血即對香港產業進行整頓，對香港與大灣區合作進行充分挖掘。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不簡單意味著港府變為保姆福利式政府，而是發展出有意義的產業政策及產業孵化體系。

香港01：在產業方面，報告中寫道，「除了繼續支持香港傳統四大支柱行業，即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我們亦致力於推動創新及科技、文化及創意和環保產業。在維持自由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政府積極發揮『促成者』和『推廣者』角色，增加土地供應、投資人才培訓、推動對外事務、優化營商環境和落實稅務寬減措施，籍此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您怎麼理解林鄭所說的「促成者」和「推廣者」角色？這樣的定位，政府那只手是否還是過於「弱」？

在房屋的部分，施政報告寫道，「房屋除了是供求問題，往往亦被視為一個公義和分配的問題。」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也一直在呼籲，港府過於強調自由市場從而弱化了政府那只手，導致在面對公平正義和分配的問題越來越乏力。而要想在一定程度解決這一問題，必然需要政府「強」起來。這也與林鄭對於政府扮演「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不符。

田飛龍：這是受到林鄭月娥所受的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履歷的影響。所以林鄭雖然意識到政府決策要轉變，但仍然緊守著資本主義下的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分界線，不願意承擔政府主動塑造產業的功能。這其實是林鄭對於政府與市場關係比較片面和偏頗的理解。

從這方面來說，港府應該多向內地的政府學習，發展出一種與香港實際情況相符合的產業政策。而不能僅僅將政府看作是產業的促成者和推動者，在培育產業時還要塑造市場，甚至去投資和創立企業，最終實現官辦企業和民辦企業在同樣的法治軌道中發展。否則，香港的產業轉型將非常困難，而香港產業也會始終在四大產業中徘徊，最終邊緣化。

香港01：鑒於香港當前的亂局與困局，中央層面還能做什麼？因為反修例四個多月以來，北京一直是很有定力，沒有介入到香港事務中去，而是放手讓特區政府去解決。但如果局勢繼續這樣「亂」下去，北京還能坐視不管嗎？

田飛龍：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角度來看，中央對於維護香港秩序能起到的責任是非常有限的。因為特區政府是高度自治的，對於香港的興衰禍福承擔主要責任。這次中央政府表現出來的定力，顯示出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國際鬥爭經驗日益成熟。

另外，中央本次在有意考驗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是否有能力在基本法所授權的高度自治權範圍內解決香港本地問題。這也是未來香港基本法如果涉及到結構性調整和修改時，中央可以在這次事件中獲取根據和經驗。

在未來，特區政府的產業再造和轉型的過程之中，中央政府能夠做的就是在大灣區的框架之下，根據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的角色分配，給香港外向型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優先安排，激勵香港的產業精英和專業技術人才進入大灣區來創業、發展。而在香港本地的產業發展當中，中央政府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從實際的產業結構上都很難介入太深。

香港01：什麼樣的情況下，會促使北京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到香港事務中去？十一月份的區議會選舉，會不會成為另一個轉捩點？

田飛龍：這就需要具體看香港的發展態勢。在這一個月當中仍然會有變化。而目前來說，此次運動對香港政府威信及建制派政治基本盤有重要打擊，但香港反對派可能是過於樂觀了，以為一定是自己一方增加選票，以為可以躺著「選舉奪權」。他們沒有看到，運動已逐漸在變質和異化，暴力在製造選民的反感，在流失部分選票，民意是存在變化的。所以掌握投票影響力和控制權的「沉默的大多數」究竟是怎麼想的呢？我認為雙方都不應該過於樂觀。鹿死誰手，尚屬未定。特區政府與建制派亦可以有一定的迴旋反轉空間，畢竟香港多數人並不傻，投票給對抗中央的勇武本土派不能給自己的實際福利與利益帶來任何好處。沉默的人群或許會對暴力有所容忍，但不代表對自己及下一代的生死禍福無動於衷。這些飽受黑衣暴徒之暴力侵害甚至由此失業及自由意志受到霸凌的沉默人群，其選票很可能是懲罰反對派的有力政治武器。

即便區議會選舉對建制派有所不利，中央也很難決定性地去直接干預。除非香港出現了無法控制的局面，如暴力和恐怖化，或者香港政府失勢，在區議會選舉中出現了脅迫式的選舉，如黑衣人圍攻投票站，威脅投票者，對建制派的候選人進行持續騷擾，導致香港選舉無法正常運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可能會考慮通過適當的方式去介入。當然這種介入不是中央直接介入，而是通過對特區政府的督促，依據基本法第48條第8項規定，可以向特區政府發出指令予以處理，而香港特首亦可以依據緊急法，以選舉受到暴力脅迫及不能確保選民安全有序投票為由來暫停選舉，直到止暴制亂，香港恢復秩序後再啟動選舉。

民主選舉必須是在法治保障下有序進行，法治受到衝擊時民主秩序亦難以真實完整傳遞選民意志，反而可能成為少數「納粹式暴徒」公然奪權的藉口和階梯，歷史殷鑒並不遙遠。中央和特區政府應當從共同維護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憲制高度研判及應對未來的選舉壓力乃至極端情勢，確保香港的民主秩序不受威脅地運行，保障香港多數居民的合法政治權利得到安全、真實、有效的行使。因此，香港社會與特區政府協力完成止暴制亂，也是保障香港民主秩序的前提與基礎。在此意義上，維護法治，拒斥暴力，就是在維護民主，維護香港人的自由選票和政治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