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70周年．專訪】台灣學者姜新立：誰在挑起中西文明對撞？

中共即將迎來建政70周年，不久後也是中共建黨100周年，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就強調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然而，值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國際秩序與格局在中國崛起後正發生巨大改變。
「中國威脅論」或「中西文明對撞」的論調，是否是因為西方世界以西方化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的發展？記者就此訪問台灣佛光大學名譽教授姜新立，從中西文明的視角去剖析現在中共的「現代化」。
撰稿：張鈞凱、廖士峰

姜新立提到，中國的文化和文明有著相當濃厚的社會主義因素，儒家的《禮運大同篇》就是一個體現。所以西方學者們批評，在今天中西文明的對撞和挑戰之下，中國發展模式和道路蘊含的中國文明，與西方是完全對立。

關於這個問題姜新立分為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個就是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例如禮記的《禮運大同篇》，與後來馬克思（Karl Marx）《共產黨宣言》裡面所提的那些東西，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

例如，所謂「共產」不是把大家財產通通「共」在一起的意思，而是包括共有、共用、共建，包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包括夜不閉戶的問題、社會安全問題，儒家理想社會的藍圖與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所講的藍圖是結合在一起的。

第二個層面是西方所提的東西文明的對撞問題，姜新立認為這是有意識地在挑起以西方帝國主義政治霸權所做的、維護西方中心論的一種政治言說。東西文明是可以調和的，而不是絕對對抗、絕對矛盾。

亨廷頓與福山的路線調整

姜新立以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來舉例作說明。他認為，亨廷頓在寫《文明的衝突》那本書的時候，還是站在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大衝突之下，來看未來世界的發展。所以他劃一條曲線，從歐洲經過中亞、西亞，然後一直到南亞、東亞，那條線是西方與東方文明衝突界線，在那條線經常發生不同規模的戰爭，所以他斷定這是「文明衝突」。

但亨廷頓沒看到的是「文明衝突的背後，是什麼因素在作祟？」亨廷頓晚年已經察覺到了，從而想要做調整，可是不久之後生病過世了。沒有看到他的第二本新書，把原來文明衝突論給否定掉，重新再講一個新的世界發展，相當可惜。

而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出版之後，雖然洛陽紙貴，但是不到十年他公開自我調整。後冷戰出現之後的前蘇聯與東歐變局，不能再說明這是資本主義的最後勝利，歷史更未因此而終結。而是可以重新思考：一個社會發展，除了經濟發展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在作用，那就是政治穩定。

「民主政治不等於就是穩定政治」，姜新立分享自己在美國求學時，專門研讀一些政治理論，讀完之後才發現，其非常佩服的民主理論大師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說的「人是主人」。姜新立反思：「可是人什麼時候才是主人呢？投票的那天才是主人，投完票之後的日子都不是主人，而是奴隸。」

姜新立指出，包括阿倫特（Hannah Arendt）《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些政治思想家並不是純粹批評共產主義，或是希特勒主義的那個極權主義而已，同樣也是對於西方民主政治和多數決本身的問題有所批判。

因此姜新立認為，福山對於其理論的調整修改，在2011年福山與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在上海對話「變動秩序中的中國與世界」時就有所說明了。當時福山表示，政治穩定和政治治理密切相關，政治治理不等於就是民主治理，也不必一定要民主治理。

在姜新立看來，福山這樣重大的調整，說明今天整個政治理論的知識研究發展已經進入新的階段了。姜新立表示，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一定要與時俱進和全世界的形勢發展要能夠互相做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