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內地豬肉價格暴漲　兩岸豬年豬事風波不斷

豬年豬事不平靜！近期內地豬肉價暴漲，中央與地方政府紛紛提出因應措施；同一時間，台灣歷經1997年口蹄疫的產量短缺，於2019拔針並脫離口蹄疫區，豬肉將可外銷。
「豬」成為兩岸關注議題，但兩岸心情大不同。
撰稿：衛木瑾

內地豬肉價近期暴漲，根據中國商務部資料顯示，8月26日至9月1日，豬肉批發價格為每公斤人民幣34.59元，環比上漲8.9%，這已是豬肉批發價格連續第13周上漲。此外，國家統計局於9月4日公佈監測結果，8月下旬生豬來源最大宗的「外三元」（外國雜交生豬）價格較7月上漲10.7%，每公斤為人民幣27元，上漲2.6元。雖然公告數字如此，有不少民眾反映實際漲幅更高。

豬肉價格的飆升引起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便在8月21日的常務會議上就穩定生豬生產與豬肉保供穩價提出五項對策（簡稱「國五條」），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則於8月30日更進一步強調豬價對策，各地要嚴格按照「省負總責」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要求，並在加強防疫外，啟動價格補貼連動機制，保障豬肉供應與市場價格的穩定。

在中央的指示下，地方政府也紛紛推出相關政策，如廣西南寧便推出豬肉價格最高限價，針對多個農貿市場價格進行干預，按規定執行最高限價；廣東則推出「豬十條」，實行生豬生產紅線制度等。截至目前，還有海口、江西、廣東、江蘇、四川等近10個省（市，縣）推出相關政策，希望能控制住持續飆漲的豬肉價格。

當台灣媒體看中國大陸豬肉價上漲，往往不假思索將原因指向非洲豬瘟的同時，反而忽略了是否一場瘟疫就會造成豬隻生產減量、價格飛升？或者是政策宏觀調控出現了什麼問題？大陸正在發生的問題，其實可以從台灣的經驗找到一些影子，當台灣在看非洲豬瘟的時候，或許可以參照1997年曾經經歷的口蹄疫事件。

1997年「台灣口蹄疫」之鑑

2019年，台灣農委會宣告台灣終於拔針成功，從口蹄疫區剔除，台灣豬肉終於可以外銷。但此前的台灣豬產業經歷一段灰暗的沉落期。1997年，台灣爆發口蹄疫，在此之前台灣毛豬生產頭數高達1,500萬頭，並靠著冷凍豬肉外銷日本，可賺取每年約新台幣500億元的外匯。但疫情爆發後，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列入疫區，400多萬頭毛豬遭撲殺，年飼養頭數也掉落剩原本一半，整體經濟損失高達新台幣1,700億元。

根據台灣媒體「農傳媒」整理報導，當時台灣口蹄疫情造成災害，一部分防疫觀念不足，導致錯失第一時間防疫；另外，當時台灣農政單位以評價額六成作為撲殺補償金，加上當時豬價狂瀉，造成補償金高過拍賣金額，許多豬農乾脆「故意疏忽」，讓豬感染口蹄疫，換取補償金。 台灣政府政策無法收拾疫情，反而衍生出另一種亂象。

「豬價上漲」並非單一因素造成

將視角回到內地，今日內地豬價的上漲更複雜，可能是並非一場非洲豬瘟便能歸結的原因，而應該從內地經濟語境下的豬週期來看。傳統意義上的「豬週期」，指內地豬肉價格波動有大週期和季節性小週期之分。在大週期影響下，生豬養殖戶根據豬肉價格訊息和未來預期決定存欄量（指在飼養中的牲畜），但大量散戶養殖由於訊息不對稱，加上養殖決策的推出到出欄中間存在時間上的差異，豬價和存欄量始終出現週期性的波動。

這次內地豬價的上漲，除了非洲豬瘟造成的影響之外，不能不忽視大陸豬隻去產能的問題。2014年，內地農村和農業環保領域第一部國家級行政法規《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實施，其對散養戶的管理趨嚴。2015年更發佈了《關於促進南方水網地區養殖佈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中國南方133縣、京津冀等區域劃定禁止養殖區。

2016年國務院印發《「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要求2017年底前，各地區依法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社區）和養殖專業戶。雖然理想狀態是透過規範促成養殖業轉型，汰劣扶持優良養殖戶，但實際發展常未如想像的美好。

2014年內地環保法規的帶動加上農村人口的老化，導致養殖散戶漸漸地退出了養殖業。根據內地網友「戴老闆」的統計，目前全國劃定的禁養區4.9 萬個，面積63.6 萬平方公里，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畜禽養殖場21.3 萬個。從2015到2017年，累計清退產能約6,000 萬頭。

如此多的產能退場，加上2018年豬瘟導致產能縮減，在2019年中國農曆豬年迎來豬價大漲的局勢。瘟疫的天災難以逃脫，但人為的調控卻是可以不斷在經驗中尋求改善。這次豬價上漲考驗內地的宏觀經濟調控，如何一邊防疫，如何在環保與養殖生產中尋求平衡，都是這次危機必須面對的問題。

而台灣面對中國大陸豬價上漲風波，難以幸災樂禍。台灣政治人物與媒體更不應利用這個議題來製造兩岸分隔對立。在全球化的現實下，大陸養殖業所爆發的問題勢必多少會給周邊區域帶來影響。在畜牧業上，瘟疫難以避免，但如何透過政策規劃讓養殖業網趨於更理想的狀態發展，才是首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