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田飛龍：「831決定」無法繞開　雙普選政改有前提

香港圍繞反修例接連發生暴力衝突事件延續至今，北京的態度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不久前，接連傳出解放軍或介入的聲音，亦有一些港人擔憂香港亂局會倒逼北京加強對香港的全面管制權。今天（29日），國務院港澳辦首次針對香港局勢召開記者會，重申了對林鄭及警方的支持、理解和尊重，並多次譴責暴力行為。
圍繞今次的記者會，以及北京接下來可能的作為，香港01專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在田飛龍看來，北京已經態度明確，會將主導權交由特區政府，寄希望於香港社會展開反暴力、護法治的自覺行動。

《香港01》：01　　田飛龍：田

01：記者會上也有媒體問到兩個很關鍵的問題，一個是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一個是會否改變選舉的方式，發言人針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中規中矩。

田：對目前香港的選舉制度而言，會維持基本不變，但是應該會進一步去加強選舉上的比如說確認書還有參選資格審查機制，應該會要確保參選人要擁護基本法和香港特區，不能夠讓暴力活動的參與者進入權力架構，從內部去顛覆香港的民主制度。這方面我覺得會在現有選舉制度的基礎上加強選舉程序的控制。至於選舉的民主化方面，發言人提及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仍然是有效的法律基礎，因此「831決定」是無法繞開的，即便重啟政改也是從這個決定開始。不過，以香港目前的過度政治化態勢以及共識程度，尤其對國家安全的認知與保障條件，在這一決定下的重啟都很有難度。我的理解，唯有香港反對派轉化為「忠誠反對派」，回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軌道，國家安全獲得香港社會共識與法治保障，雙普選的政制改革大門才能重新打開。

至於你提到的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北京應該會在兩個方面有所作為。一個方面是支持特區政府進一步在民生政策上做推進，尤其是去拆解香港的地產霸權，更加有力去推進公共住房計劃，為香港人的居住正義以及發展正義提供一個本地政策框架內的最大空間。第二個方面是用好大灣區框架中對香港政策利好的方面，為香港本地資源不足做補充，也為青年人更大範圍的發展提供平台和機遇。

01：你提到這些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此前訪問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的時候，她也有提到，用她的話來說，「換人不換局」香港問題難解決，但是關鍵問題就是這個「局」要怎麼換。雖然路徑有了，迫切性也在，但就是破不了。

田：這個局是香港歷史複雜演變造成的，是多方既得利益者博弈所致，確實靠香港本地的力量很難去破解，無論是傳媒，還是反對派，還是管治隊伍，都深深陷在這個局當中，所以需要外部的推動力。這個推動力就需要北京對特區政府，尤其是特首要嚴加督促，可以用行政指令的方式，要求其重點針對民生領域的政策做一個推進。通過北京對特首的行政指令，可以以公函的公開的方式呈現。因為之前已經有公開指令了，就是就香港民族黨的報告，做一個公開的反饋和指導。這一次可以就香港的住房政策問題表達中央的關注和指導意見，這樣能夠增強特區政府在推進這些民生政策時候的權威性和力度，集合香港多數民意共同回擊地產霸權，推動香港住房正義的政策性實現。

01：這種「嚴加督促」會不會引發香港社會進一步反彈，認為北京是在僭越，是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一種侵犯。

田：不會。你一定要搞清楚一個規律，凡是有利於增加香港民生福利的，香港社會不會持續性反對，比如一地兩檢。凡是引起香港社會既有權利減少的，比如逃犯條例，那麼香港社會會一致反對。所以，中央明確通過行政指令，督促特區政府推進民生，就像一地兩檢一樣，會遇到一些阻力，會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會試圖阻止，混淆視聽，造勢對抗，但是大勢所趨，我覺得香港民眾心裏是亮堂的，特區政府有理想和責任作出改變的官員也會心領神會，智慧地加以推動和突破。有了中央支持和民意托底，香港資本主義的扭曲和壓迫性質才能得到真正的制度性修正，香港資本主義才不會「愈演愈惡」，甚至到了折斷民生基礎與「一國兩制」制度底線的程度。

中央要着眼香港「一國兩制」的戰略大局以及香港民生的根本政治重要性，超脫對香港某些既得利益的政治依賴，在保護其合法利益的同時嚴厲批判並修正其非法的權力俘獲與壓榨剝削行為，將「一國兩制」的民心民意基礎予以結構性拓展，如此才能真正保障「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實施不變形，不走樣，也才能真正從「人心政治」的高度回擊本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對民意的政治劫持和濫用。

01：所以這是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實現對立統一的一個很好的突破口。

田：是的。其實上一次一地兩檢就是兩者高度結合的典範，這一次如果在民生住房項目上，中央和特區政府再聯手，再漂亮地打一個政治上的翻身仗的話，對香港管治和民生都有大的幫助。這也是挽救林鄭政府經過這次逃犯條例風波而威信冰點化的很好的政策突破口。

01：但香港主流民意現在對特區政府尤其是林鄭已經是失望透頂，可能做甚麼說甚麼都不買賬，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可能「聯手打一場漂亮仗」嗎？

田：對特區政府，中央不能僅僅是講堅定支持，還要講要嚴格督促，對特區政府也要有批評和督促，要督促特區政府善盡民生保障政策責任。民意也是就事論事的，是可以通過利益調整和民主程序擴容來爭取的。這取決於中央支持、督促她做甚麼事。很多事情不是看暫時的表態或一時的民調，而是說因事而異，要看具體政策事項和政府管治作為的效果。今年十月份即將發布的施政報告，是林鄭政治翻身的一個關口。中央會支持，但關鍵也看特區政府能否負重奮起，勇敢檢討，精巧治理。如果被運動過程嚇破了膽，以為甚麼事都不能做，一味保守求穩，反而進一步辜負中央信任和期待，更是對香港社會與民眾的不負責任。

香港不需要「維持會政府」，需要的是中央信任下「為香港人民服務」的有為政府。林鄭的膽氣與智慧將經歷更嚴峻的挑戰與考驗，但也是她整個政治生涯「絕地求生」的重大契機。她會不會成為香港回歸以來第一個政治意義上從「公務員」轉型成功的香港「政治家」，在「一國兩制」內部服務香港民眾並對中央負責，兩方面都做得好，這是她一輩子的歷史定位問題，我們拭目以待。

01：其實北京通過港澳辦的記者會，實事求是指出特區政府在推動修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比一味地「支持、理解和尊重」可能效果要好。

田：北京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公開地、明確地指出過特首的工作失誤，但我相信在內部一定展開過嚴厲的批評和檢討，特首也一定有壓力去反思和整改。確實如你所說，不能特首做甚麼都是支持。實際上新聞發言人在回應中有對特首的間接批評，但抱持一種希望特區政府自己檢討和改好的期待。還有一點，施政好壞中央要有一個評價，比如對香港人反映出來的合理訴求還要監督她去回應，這樣可以讓中央政策方面得分。我覺得中央是考慮在目前環境下特區政府管治威信已經嚴重受損，需要突出「支持」性立場，但不排除過一段時間以適當方式進行施政上的監督和問責。中央對特首團隊的問責機制在近年來已有一定的形式上和實質上的發展，但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增強程序問責機制和透明化，增強對特首團隊施政的公開評價與監督指導，等等。

01：這樣做，現階段至少會部份地拉進北京和港人的距離，讓港人覺得自己的訴求有被北京注意到。

田：其實也有在這方面努力，比如涉及元朗白衣人事件（剔除可能的涉黑因素），北京不僅支持警察，還支持民眾自衛的行為，要不然會讓人寒心。民眾出來也是反暴力，護法治。此外，對作為運動背景因素的民生疾苦，發言人也表達了直接的關切及中央在政策上的支持和督促意向。但是它確實有不足的地方，對特首的施政督促職責沒有特別明確地講出來。

此外，還可以明顯看出來北京的態度是希望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反對暴力、恢復法治來自救，盡最大可能在自治範圍內處理問題。這其實也是中央的最佳策略。因為一旦中央強硬地直接介入，包括解放軍介入，就會導致「一國兩制」的國際聲譽降到冰點，而且更關鍵的是，介入之後如何重建，這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現在中美貿易戰鏖戰正酣，很快要在上海恢復談判，大灣區戰略又在實施推進，香港仍然是中國發展的關鍵性平台之一。如果此次成功能夠通過一些中等偏溫和的手段，讓特區政府動員香港社會自己度過這個危機，這樣就既可以證明高度自治有能力，同時也證明中央嚴守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和邊界，這是最好的結果。新聞發言人的整體立場體現了對這一最好結果的理性自覺與追求。

但反對派不一定喜歡這樣的和局，背後的外國勢力更是焦躁不安想破局，以「解放軍出動」作為極限政治成果來追求。這是亂港禍國的一部份反對派及外國勢力的極端惡毒的企圖，對香港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造成不可逆轉及彌合的危害，更是對中國的發展利益造成結構性傷害。新聞發布會就是要喚醒香港民意，激勵特區政府，共同應對當前危機，為追求最符合香港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和局」做出各自的努力與貢獻。我相信任何一個真正愛香港與愛國家的人都會同意這樣的一種和局前景。

01：現在最迫切的是怎麼恢復秩序。

田：對，這次發布會裏還有一個要點，就是要堅定支持司法機構懲治犯罪行為，這個司法機構是包括法院的。所以這相當於也是給法院一個信號，就是不能再像佔中判決一樣拖延、縱容、偏袒，而是要看到香港法治的根基動搖和秩序危機。法院要承擔起維護基本法和香港法治的憲制性責任，從終端機制上嚴格劃清合法社運與違法暴力的規範性界限，通過嚴懲違法暴力者來保護香港法治秩序，也是在保護和平示威者。必須在和平示威者與違法暴力者之間進行法律責任上的差別對待，法治信仰才能重新確立，法治秩序也才能重新鞏固。如果良莠不齊地一概放縱和放生，那就是對和平示威者的嚴重不公和羞辱，也是對基本法保護的合法示威權利的篡改和顛覆。

可悲的是，黑衣人不斷加碼的暴力行為似乎表明：他們現在唯一關心的目標就是集體免罪，但卻通過不斷犯下新罪的方式來追求，真正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不得要領，可悲可嘆。最可恨的還不是一線的青年黑衣人，而是幕後策劃者，是他們的卑劣政治利益和精神蠱惑導致青年人陷於法治的不赦、不義境地，自身卻逍遙法外，瘋狂抽水分贓，頗有「政治嗜血者」的陰鬱形象。對後者，不僅其心可誅，更應當長線追蹤、揭發、檢控和懲治。黑衣青年人中也必然會出現幡然悔悟及揭發立功者。因此，那些「政治嗜血者」若不即刻逃逸，恐在香港社會和法律上也將難以立足，身陷囹圄是遲早的正義懲罰。即便逃到天涯海角，從犯罪心理學和倫理學來看，「心罰」才是無可逃避的終極性懲罰。

01：以你的推斷，這樣的記者會會不會常態化？

田： 應該是特例。但若按照事件重要性及一定周期採取這種新聞發布會形式，也可以逐步確立中央管治權的日常形象及對港影響力，是值得考慮的一種制度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