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習時代掃黑】一場紅色政權與黑社會的「基層爭奪戰」
黑社會在中國從來是一個敏感話題，中國政府稱中國沒有黑社會，只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學者稱中國黑社會人數超過100萬人；官員說如果有那麼多人政府就不用做事了；習近平說，掃黑是一項重大政治任務……
如何認識習近平時代的「掃黑」，已經成為觀察「習近平時代」和當下中國獨特性的時代命題。紅色的錘子和鐮刀，開始了一場將黑社會擠壓出基層政權的「習時代戰爭」。
公元前200年，中國哲學家韓非子，在他的著作《五蠹》中寫下「俠以武犯禁」這樣的話，對於當時的「遊俠」從法家的角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些「遊俠」在史書上有時以「地方豪傑」的名字出現，但民國以來，人們更習慣稱他們為黑社會。鑑於中國「外儒內法」的政權特徵，中國曆朝的中央統治者與黑社會，是天然的矛盾體。
2018年開始，中國政府十分突然的宣布，將展開一場全國範圍的「掃黑」運動。這被視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繼「反腐敗」之後，在中國掀起第二場大規模的治理運動。針對這場已經持續一年半的「掃平黑社會」運動，內外觀感不一，疑惑為何「太平盛世」為什麼要突然「掃黑」者有之；認為掃黑正當其時，為之鼓呼者有之；有用「權力」視野觀察，為掃黑加上「政治解讀」者有之……如何認識習近平時代的「掃黑」，已經成為觀察「習近平時代」和當下中國獨特性的時代命題。紅色的錘子和鐮刀，開始了一場將黑社會擠壓出基層政權的「習時代戰爭」。
爭議：重慶打黑與掃黑擴大化
2018年當中國政府首次向公眾宣布「掃黑」運動開始的時候，很多人的第一直覺實際上是2009年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掀起的「打黑專項運動」的再現。2012年3月，薄熙來在「兩會」後先後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及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並因被控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於2013年9月22日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後來對於薄熙來政治罪名的評判中，「打黑」被視作薄熙來的政績工程之一。事實上在薄熙來落馬之後，重慶又發生了多起平反打黑期間冤假錯案的訴訟案件。
除了容易與薄熙來「打黑」產生聯想外，2018年後「掃黑」過程中擴大化的情況，也令外界擔憂。在各地具體執行過程中，出現過不少有爭議的規定，且對黑惡勢力也有自己的解釋。比如山東省檢察院2018年「下指標」，要求當年每個基層檢察院至少處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則年終考核一票否決。還有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陘三地，將家中獨生子女去世的「失獨家庭」列入掃黑除惡「重點監察對象」，山東濟南警方在界定「黑惡勢力29種常見外在表現形式」時，在第一條便指出相關人員的特徵包括「佩戴誇張金銀飾品炫耀的人員和以兇獸文身等彪悍、跋扈人員」。此外，涉及灰色狀況的產業也收到波及，一些地方麻將館一律不準再打麻將，只能打撲克牌了，按摩、KTV也都關閉了。雖然這些行業有着各種灰色的狀況，但理論上這都是合法行業，並不是惡勢力。
這種形式主義的現象並非孤例，貴陽一家幼兒園懸掛的「堅持打早打小，將黑惡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標語橫幅，無錫一家幼兒園出摸排掃黑除惡情況的報吿。除了上述這類情況，這種擴大化的情況會被用在處理一些行業矛盾上面，比如出租車行業就有人向各地交通主管部門提出建議：交通領域的「掃黑除惡」不應遺漏非法網約車這一數量龐大的群體。簡單的說，他們認為，沒證的網約車就是黑車，而黑車就是黑社會。黑社會組織的認定，有着嚴格的界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對294條的修改，黑社會要有組織性、暴力性和地域性，追求經濟利益。這裏的地域就是指的行業或地區，如託運業、建築業、娛樂業等進行壟斷。從這個角度，雖然似乎與網約車的行業沾邊，但更重要的是，黑社會還必須有組織性。網約車司機與平台的經濟聯繫是單線的，沒有中間組織，也不存在明確的管理機構，很鬆散。
其實，這種擴大化的情況已經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注意，並加已制止。今年3月份，中國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海南團小組會審議「兩高」報吿時，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列席並回應一些地方對「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他說，「我們在督查和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對於『掃黑除惡』下指標了。比如要求這個縣公安局必須要辦幾個案子。」孫謙說，「如果真沒有黑社會，這不是把好人當成壞人給辦了？對於一般犯罪，也把他當成黑社會給辦了？這是不可以的。」 他表示，對於「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當然，現在很多時候事情並沒有到逮捕這一步，但毋庸諱言，很多一般性的行業矛盾、群眾矛盾，都被放入了這個話語體系之下。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全國掃黑辦主任陳一新在山西省進行專題調研時也表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當前要重視防止「六種苗頭性問題」，其中包括「隨意定性、亂貼標籤」「作風漂浮、工作不實」等問題。
如果簡單用「權力」去解構掃黑，或者用掃黑某個階段出現的問題如擴大化，去否定「黑社會」的負面意義，是社會輿論也應該避免的陷阱。
驚人的數字背後—社會治安形勢嚴峻
中國當下黑社會的現狀是一種「進化狀態」，正處在從鬆散組織向高級社團轉變的過程。
「大陸黑社會」的真實一面是——1949年中國建政沒有「黑社會」。從現有中國媒體報道或官方文件中，你會發現，凡是提到大陸的「黑社會」，完整表述都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
前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曾如此解釋，中國大陸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已經具備了黑社會犯罪的部分特徵，但是尚未達到黑社會的程度，是一種向黑社會過渡的雛形狀態。也就是說，如果國外的黑社會是高級階段，那麼國內的組織犯罪行為頂多是初級階段。因為相比國外那些耳熟能詳的黑社會，比如日本的山口組、意大利的黑手黨，學界研究認為，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壤——不可能公開操作的黑社會傳統行業，比如販毒、賣淫、賭博，在中國大陸並不能存在，所以他們無法形成強大的社會經濟實力；境外多黨制形成的政治縫隙，使得國外黑社會可以很方便地向政治領域滲透，這在大陸也不可能。
那麼，這個尚未成長起來的「黑社會」，規模有多大？有人說是 100 萬人。這是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的個人推測。2000 年，研究黑社會問題的蔡少卿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當時僅在河南益陽地區就有 250 個黑社會團伙，人數達到 3,120 人。這個龐大的估算，在 2004 年時被官方否認——公安部刑偵局有組織犯罪偵查處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如果像他說的現在還有 100 萬黑社會成員在那兒活動，那我們就沒法交差了。」也有數據顯示，有案可查的黑社會在一萬人以上。最高法院的數據顯示，2006 年至 2009 年，一共有 12,644 人被以「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名一審審結。這些模糊的人群，根據司法文件的披露，幾乎遍及全國各個地區。北京大學研究黑社會的教授康樹華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及，勢力最大的有東北的「真龍幫」，上海的「震中幫」，山東的「海泉幫」，江西的「臥虎幫」，河北的「改口會」，邵陽的「陰陽幫」、「江湖會」等。不過，這些幫會，至今未出現在任何新聞報道或官方司法文件之中。
最新的數字則顯示，自去年1月以來，中國公安機關共打掉涉黑組織1,292個、惡勢力犯罪集團5,593個，破獲各類刑事案件79,270起，繳獲各種槍支851支，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資產621億元，中國全國刑事案件按年下降7.7%，八類嚴重暴力案件按年下降13.8%。根據中國司法對惡勢力集團一般不少於3人的規定，這半年時間中國就有不少於2萬名黑社會組織成員被查。鑑於公開報道中的黑社會組織通常在20人左右，尤其有一些黑社會成員是遊離在「黑」與「民」中間的灰色地帶，如此估算下來，中國「黑社會」的人數可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基層政權遭腐蝕
比驚人數字更嚴峻的形勢是，中國基層的政權，事實上正在被黑社會所侵蝕。
習近平「掃黑戰爭」的根本用意，在於將黑社會勢力從基層政權擠壓出去，重建中共這個「黨」在農村的領導地位。這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任務，也是中共為什麼傾舉國國家機器之力打擊黑社會原因。
6月份，有一個被外界忽略的重要信息，2019年6月24日政治局會議審議《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其中要求，「全面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而現行中國法律的規定是 「村民委員會主任……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簡單的說，以後，中國行政村將「黨政合一」，村主任和党支書兩個職位將由一人擔任，保證中共掌握基層政權。
作為中國最基層的「芝麻官」，中國691,510個行政村的村主任，基本都是村民一人一票「普選」出來的。而「党支書」則有黨員選出並經上級中共黨組織認定方可擔任。
也就是說，中國基層政權很多時候是被「村主任」所把控，而「賄選」的事情，更是屢見不鮮，一張選票的價格從200元到1,000元人民幣不等。有財力購買選票擔任村主任，並憑藉這個職位獲得更多不正當收益的人，也通常為當地的「黑社會」。因為在基層，通常只有「亦黑亦商」的人，才能夠在改革開放早期完成原始財富積累。
在包括北京、上海、廣東、浙江、黑龍江等地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實證調查中，研究者們發現，黑社會的勢力範圍很少跨出一個市，所謂的「大陸黑社會」，更準確的形容應該是村霸、鄉霸、縣霸，即便是跨地區流動的組織，也只活動在異鄉一角。根據刊載在 2011 年《山東警察學院學報》的調查報吿《浙江省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實證調查》顯示，活動範圍在本市（地）區的黑社會比例最大，為 60%，浙江省內跨市區的為 10%，跨省的為 30%。
但是，就是這些不起眼的「基層黑社會」，讓中共對於基層政權的掌控進入「失控狀態」。政令出了中南海，也難以到達農村。更況且這種「黑」、「腐」結合，更構成中國基層民眾反感官員，反感中共的主因，北京常年聚集的上訪民眾中，絕大部分來源於被基層村霸欺壓的經歷。
正如關注中國時政的多維新聞此前在多篇文章中所分析，本屆中共領導層，保證「政權安全」是一根紅線。政權安全不只是例如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一類，活躍在高層「反黨集團」。那些侵蝕基層，讓基層失控，讓中共喪失民心的「亦黑亦官亦商」才是本文開始韓非子所說的「蠹」。所以，正是基於與黑社會爭奪基層，達到本屆領導層「政權安全」「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理念，所以才會出現運動上的掃黑，制度上調整村幹部任命模式的情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