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五四百年】思想大辯論延續至今　誰是德先生和賽先生？

五四運動百周年紀念之際，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討論再度升溫。在兩岸三地知識界，自由主義論述一直主導著對 「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定義，並且成為一種經典論述。

五四運動是一個時代轉型的符號，是近代中國在生死存亡時集體覺醒，無數知識分子和政治力量各取所需，在為中國如何走出危機出主意，「德先生」與「賽先生」只是在此期間聲音最大、也最為知識分子推崇的兩位。事實上，即使只從歷史角度看，「德先生」和「賽先生」兩位的「身份」從來都不是不言自明的。

「先生」身份並非不言自明

五四運動爆發於1919年，歐洲各大帝國才剛於一戰灰燼中解體，「德先生」以各式各樣的姿態現身人前，有蘇共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有德國的社會民主政體，也有日本的君主立憲制，這些實際經驗流傳到中國，在思想界形成對「德先生」的不同想像。一人一票的自由主義理想、擺脫公權力的無政府主張、打倒封建和資產階級的共產理念，形形色色的「主義」不單一致認同「德先生」，兼且還爭相去搶先定義「德先生」。

另一方面，「賽先生」所代表的「科學」看上來好像更加無容爭拗，但實際也處於各方「搶註」的灰色地帶。五四運動那一年，中國走過只追求「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也已將舊式科舉一筆勾銷，四書五經讓路給數理化工商。可是學生和知識份子卻依然在追尋「賽先生」的身影，「民智未開」仍然是書刊上常見對現況的評語，要如何令理性和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發揮救國強國的效用，由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各自給出了不同答案。

更為要者，不論是德先生抑或賽先生，目標導向均是救國、富國和強國，兩位背後均站住一位「錢先生」，亦即代表物質文明力量，主要反映於生活品質和軍事武力的提升。

以西方標準論斷中國狀況

一百年後的今天，當外界批評中國仍未獲得「德先生」和「賽先生」，很多時候忽略了一百年前的複雜景象，也忽略了當下兩位「先生」的「身份」也不是毫無爭議之處。論者以個人主義、全民選舉和公民社會定義「德先生」，對比中國現行體制，當然是格格不入，但將民主的理想模式，鎖定在西方正在發展且面對各種挑戰的既有制度上，並無法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以家庭、族群、國家等「集體」構成結構力量，強調的是社會與家庭的關係，與西方以個人為主體的民主大異其趣。

對「賽先生」的認識也是同樣的道理，論者的批評標準大多是以西方之是非為是非，工業上是西方的「科學管理」，學術上是西方的「科學標準」。毋庸違言，西方在「科學」一項上走得更前更遠，但「科學」不是只此一家而別無分店，這一點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就足以證明。中國在工業製造方面快速追趕，致使歐美日都感受威脅，而在頂尖研究方面，中國人的名字亦開始見於各大國際期刊，摘下幾個諾貝爾獎。

體現中國現代化的綿延

由此可見，將「德先生」與「賽先生」窄化為純然的自由主義解釋，不只扭曲了五四運動的本質，同時是無視這場大辯論至今並未終結。也許論者都不應該再停留在意識形態的時代限制，而是需要勇敢地回望五四本身的複雜性，充分理解中國處於新舊轉型下的五四，其影響力至今不衰，意味的不是歷史意義上的中西斷裂，更大程度反而體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綿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