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社論：將胡耀邦交由歷史讓人民評判

今年是胡耀邦去世30周年，30年前因胡耀邦去世公眾進行自發紀念，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迄今為止，這個事件依舊高度敏感與政治化，相關研究在中國內地仍屬禁區，每到胡耀邦忌日前後，北京都要緊繃神經，在台港與海外社會則會有人主動發起紀念。胡耀邦也因此在中國政壇成為一個諱莫如深的名詞，任何有關他的回憶文章或紀念活動總能引發輿論關注，並激蕩起和「六四」有關的反思與討論。多維發表社論指出，將胡耀邦交由歷史讓人民評判。

一個人和一次事件的影響能夠如此深遠，在三十年內一直未能「安息」，使得一個已經執政七十年的全球最大政黨還有這種安排，在一個已經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崛起大國內部還能引發這樣的波瀾，必然有其內在原因。事實上它反映出人們要提醒中共，這裡還有未完成的工作，或是未想通的問題，要讓胡耀邦和六四事件得到「安息」，就必須用更開放和現代的標准來進行評價。

胡耀邦是後文革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中共的總書記，在當時的社會大轉型中，他扮演過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支持下，他在平反冤假錯案，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中都站在最前面；為打破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困局，在人事、政治路線和思想啟蒙上，他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推動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他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又身先士卒，參與到了各種經濟建設的決策和推進實施。在這一段風風火火的時期裡，他的擔當、開放和開明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人們後來紀念他的最重要原因。

但也正是這種開放和開明，或者說是政治上的稚嫩與單純，讓他低估了轉型期中國政治社會的複雜性，意識不到自由主義借著對文革和封建專制的批判而自我膨脹的風險，為後來中共黨內的政治鬥爭和社會衝突埋下了伏筆。他受到黨內的指責，更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撤職。再後來，間接因為他的去世引發了六四事件，北京城在1949年後第一次響起了密集的槍聲。

他也因此而在去世後被置於歷史評價的兩個極端，讚揚他的人將他視作民主開明的圖騰，每逢六四都要把他請出來「膜拜一番」；批評他的人，則認為是他對自由主義的幼稚認識導致後來的悲劇，甚至認為他要對六四事件負起責任。

我們認為這兩種評價都包含了太多偏見。今天讚揚胡耀邦民主開明的人，其實並不儘然都是讚揚他，有很多其實是在借機發洩對中共的不滿，依然是借胡耀邦來宣傳他們自己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或是在試圖否定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合法性。同樣，另一些批評胡耀邦的人，也有不少根本就是原教旨共產主義 「毛左」，他們批評胡耀邦的目的要麼是為了推卸責任，要麼是為了否定改革開放，寄望中國回到原教旨共產主義的「老路」。這兩批人無論是在讚揚或批評胡耀邦，都脫離了對胡耀邦和那段歷史的客觀認知。

事實上，胡耀邦是一位忠誠的中共黨員，即便是被「元老們」以不合程序的方式拿掉總書記職務，他還是以共產黨領導人的紀律性接受了組織安排。作為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自始至終也沒有任何否定共產黨執政的念頭。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評價胡耀邦「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做了大量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和人民」、「書寫了無愧於共產黨員稱號的人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和開創建立了不朽功勳」。

胡耀邦對文革的批判和對毛時代路線的糾正，在本質上是為了鞏固而非否定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這也是中共將他和趙紫陽區別對待，在今天仍然紀念他的主要原因之一，想舉著胡耀邦的遺像否定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合法性顯然是找錯了幫手。

與此同時，將上世紀八十年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滋生、甚至將六四的發生都歸因到胡耀邦身上，也是不公平和不符合事實的。在文革之後，面對中西方發展差距和文革造成的災難性混亂局面，伴隨著國門初開，批判的思潮風起雲湧，自由主義萌生並對中共制度和文化進行否定性批判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它是當時中國對毛時代晚年共產黨執政所犯錯誤進行集體反思的體現，知識分子只是走在了最前面，有一些甚至是過了頭。

胡耀邦或許是性格比較直率，能打能衝地走在了改革最前面，又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和黨內政治路線鬥爭的尖銳程度，成為了黨內鬥爭和改革開放的犧牲品。但將他說成是自由主義的教父，顯然是沒有客觀認識文革後中國社會的思想狀態和當時國內外政治的複雜性。

至於六四，原因就更為複雜，它有反對中共和反體制力量的結合，有反貪污反官倒的力量，有對經濟和通脹的不滿，有打砸搶的成分，還有自由思潮泛濫下知識分子們對中國未來的浪漫期待，同時也和當時兩種制度與主義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消長密不可分，將一個在胡耀邦去世後爆發的事件歸因到他身上是一些人無法正確認識時代變化的表現。

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判，必須把他放到當時的歷史中去審視，要看到當時的歷史環境，看到他在歷史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要在不斷進步和變化的歷史中，給他們以實事求是的評價。就好像對前後兩個三十年的關係，以及對六四前和六四後改革開放的評價，除了要歷史地看，還要辯證地看。在這個問題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應該只是印在教科書上的教條，而是應該真正成為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工具。

如果以這樣的工具來認識，胡耀邦當然應該被紀念。因為在中國社會走出文革的轉型階段，他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啟動時期他也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不僅如此，他進行改革開放的勇氣和犧牲精神，對今天來說也有啟發意義，在中國正進行社會轉型和繼續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尤其需要有這種人和精神。他在結束文革和推進改革開放過程中展現的開放與開明，對需要繼續解放思想和去專制的中共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啟迪。對中共來說，不僅要在物質和制度上確保這個國家持續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發展，還要在治理文化上儘快完成建設開放和法治的社會。

胡耀邦的去世是國家的損失。由他去世引發社會紀念，後來發展為學生運動，在各種力量和政治鬥爭介入後導致六四的發生，讓中共和絕大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未能從這個事件的陰影中走出，則是一個悲劇。對胡耀邦個人來說，不管他生前願不願意，後人都把他和六四捆綁在一起討論。一說到他，人們就會想到六四，一說到六四，也會想到胡耀邦，這就意味著如果想讓胡耀邦在政治上複歸他應有的位置，也必須用一種開放和現代的態度和定義來評價六四。

中共可能要反思為什麼大多數人都認同它對胡耀邦所做的評價，但它對六四的看法卻依然無法讓大部分知識分子接受。如果說在當時因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後，還存在一種政治策略的問題，那麼現在隨著中國崛起，這樣的問題就不應該繼續用舊的方法處理，繼續回避那些不同的聲音並不會讓它消失。

與此同時，對一部分曾經參與六四和那些仍對胡耀邦和六四念念不忘的自由主義者們，也要看到在胡耀邦和六四之後，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不要再用狹隘的意識形態將一些錯誤的想像附加給胡耀邦和六四。

中國能從一個貧窮落後到經濟瀕臨崩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飽受質疑的國家，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又朝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邁進，一方面既有胡耀邦和六四的貢獻，另一方面，也在吊詭地對胡耀邦的某些政治認識以及六四所代表對改革的某些錯誤看法構成了事實上的批判。

六四和六四之後中國不斷崛起的事實除了提醒中共，還提醒那些以當年蘇聯解體為中國榜樣的人，只要不犯蘇聯的專制和錯誤，中國完全可以走出和蘇聯和東歐不一樣的命運。在中西方制度和文明互相融合競爭的當下，在自由主義正被質疑的今天，再以自由主義來推理中國和世界的發展軌跡，早晚會像「歷史終結論」一樣被羞辱。 歷史還在不斷滾滾向前，只有經曆過歷史的檢驗，一個人是否偉大才會顯現。所以，胡耀邦是否偉大，應該繼續交由歷史讓人民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