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改造嬰】「訂製」後代？ 賀建奎事件四大關鍵
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日前聲稱，他的團隊透過基因編輯技術，成功誕下一對能夠先天抵抗愛滋病毒的雙胞胎嬰兒露露（Lulu）和娜娜（Nana），實現人類「訂製」後代的夢。不過，這場全球首宗改造人體基因的實驗遭海內外學術界共同聲討，指其有違學術倫理和道德規範。與之相關的大學、醫院和愛滋病團體亦紛紛「割席」，否認參與。面對鋪天蓋地的壓力，賀建奎仍然堅定地主張自己沒有做錯。他在上周三（11月28日）現身香港，在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發表報告，強調是項研究有助解決愛滋病問題，並宣稱內地調查表明大多數公眾支持人類基因組編輯。隨着事件愈演愈烈，內地當局和學術界陸續展開對策，將賀建奎「封殺」，他不僅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取消青年科技獎候選資格，其團隊的科研活動亦被科技部喊停。有志「改良」人類的賀建奎緣何成為眾矢之的？「訂製」後代是人類發展進步必須面對的課題，還是會破壞進化繁衍的規律，甚至對人類生存帶來毀滅性影響？
基因編輯是什麼？
基因編輯（genome editing）是遺傳工程的一種，是在活體基因組中進行DNA插入、刪除、修改或替換的技術。早期的遺傳工程中，基因插入的位置具有隨機性，基因編輯則是在特定位置插入基因片段，實現了對個體的定向改造。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編輯可能具有遺傳性，除了改變個體體徵，亦有機會透過繁殖影響後代及種群的基因表達。
這次以基因編輯技術進行的臨床實驗，目的是預防愛滋病。愛滋病源於「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HIV）的感染。HIV能夠精準地識別並入侵人體的免疫細胞，從而令患者喪失免疫機能，最終死於嚴重的機會性感染或腫瘤。HIV靠細胞表面的一些蛋白來識別免疫細胞，當中包括名為「CCR5」的蛋白。全世界大約有1%的人口（多為北歐白人）對愛滋病具有天然免疫力，這是因為編碼「CCR5」蛋白的基因在他們身上發生了功能突變，以致無法被HIV識別。
其實，世界上早已存在使用「基因治療」（gene therapy）技術達到免疫愛滋病的先例，接受治療者就是現今聞名世界的「柏林病人」提姆西．布朗（Timothy Ray Brown）。
1995年，德國人布朗被確診患上愛滋病。2006年，他又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隨後，他的主治醫生想出一套基因治療方案，即先徹底清除布朗體內攜帶HIV且癌變的骨髓細胞，再向他移植因CCR5變異而免疫愛滋者的骨髓，藉着這種方式令其所有新生細胞達到愛滋免疫。布朗因而同時治癒兩種疾病，並成為至今世界上唯一被徹底治癒的愛滋病患者。
與基因編輯不同，是項治療只是讓布朗成為了全世界1%天生免疫愛滋病的一份子，並未人為地創造出新的基因組序列，未有對人類的基因庫構成威脅。不過，即使是這種「只換不修」的基因治療亦存在諸多缺陷。自1990年之後的十年間，世界各地開展的超過500個基因治療臨床實驗皆以失敗告終，這證明藉着基因治療技術消除愛滋病還僅僅停留在設想階段。
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實驗是從胚胎着手，在方法、結果和影響上都有所不同。其「突破」在於將愛滋病的「治療」工作推進到「預防」層面，令剛出生的嬰兒就「天然」地免疫愛滋病。不過，這項研究的成果存在巨大爭議，因為根據賀的報告，其編輯後的基因屬於全新的基因，而非世界上既存的「愛滋病免疫基因」，因此實驗對象未必能夠對愛滋病免疫。
此外，經過編輯的基因還可能發生未知的突變，或將對實驗個體、其後代乃至全人類帶來不可預估的影響。
事件為何引起關注？
上周日（11月25日），賀建奎的團隊透過影片發布了這項基因編輯研究，內地官媒《人民網》在翌日作出相關報道，簡單介紹了實驗過程和結果。由於基因編輯嬰兒本身涉及仍未解決的倫理和技術等問題，研究立即引發廣泛的爭議與震驚。除了122名中國科學家聯署譴責外，《人民網》亦將報道下架，並在社評中猛烈抨擊賀建奎。隨着爭議愈滾愈大，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等紛紛就事件展開調查。
在上周三的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賀建奎面對各國科學家的質問和批判，仍然用他固有的思維模式作答，不斷強調其渴望拯救愛滋病人的情懷，卻避談外界關注的倫理、法律等問題。
翌日，賀建奎未有如期出席峰會的小組討論，組委會則於同日發布聲明，譴責其研究的醫療指示不足、方案設計不當、不符合「保護研究對象福利」的道德標準，且臨床程序的開發、審查和實施均缺乏透明度。組委會呼籲，應立即為相關實驗確立嚴格標準。
在技術層面，賀建奎研究中使用的CRISPR/Cas9技術還未成熟。一旦實驗中發生「脫靶效應」，即錯誤移除與實驗無關的正常基因，就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無法預知的突變。賀建奎在峰會中坦承，已經誕下的雙胞胎中，有一名產生了脫靶，但他宣稱並沒有對嬰兒造成影響。此外，賀建奎還承認共有七對夫婦參與研究，除了已誕生的雙胞胎外，還有一個進行過基因編輯的胚胎被植入母體，但已經流產。
這宗事件中，程序上的弊病亦是人們討論的焦點。賀建奎雖然聲稱實驗對象的父母均在事前簽署《知情同意書》並知悉有關風險，但許多人質疑其內容複雜高深，參與者可能無法理解。日前，更有一對中途退出項目的夫婦向內地媒體《三聯生活周刊》爆料，稱賀的團隊一直強調實驗的安全性和好處，淡化和隱瞞風險。
根據這對夫婦的憶述，賀向參與實驗者宣稱，該項技術已在動物身上成功做過實驗，實驗成功率很高，團隊還有一系列措施保證嬰兒健康，更「可以選擇優秀的寶寶」……但他卻隱瞞了脫靶可能帶來的諸多風險，甚至許諾一旦誕下不健康的嬰兒，他們會負責「處理掉」，這樣冷血無情、不尊重生命的態度，已然突破了人類的道德底線。
「基因編輯人類」的倫理邊界在哪裏？
由於基因編輯是在受精卵中進行，是次實驗中被修改的基因很可能會進入嬰兒的所有細胞，當中包括生殖細胞。這就意味着，基因編輯的結果不單會影響兩個嬰兒本身，還會傳遞給她們的子孫後代。不僅如此，因「防治疾病」而開啟的人類基因編輯研究，亦可能會發展到「改良」胚胎、創造更完美的後代，人類的基因或將成為可供隨意挑選的「變量」。由於「防治」和「改良」的界線模糊，允許防治而禁止改良將極為困難，因而大部分學者都將倫理邊界劃在了「防治」之前。
雖然多數學者均反對進行人類基因編輯，卻難避免有朝一日「基因黑市」的蔓延，因此要做好最壞的打算。一旦基因可供交易，科學界與各國相關機構就需要制定規範措施，對此種行為作出有力的法律約束，做到獎罰分明。否則，「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人的慾望將會不斷膨脹：多健康才算是健康？屆時，社會達爾文主義將興起，人們將爭先恐後地追求自己的下一代從胚胎開始就要比他人更為「先進」，也將加劇社會的不平等。
此外，人為篩選基因將對人類基因庫的多樣性造成破壞。基因庫的多樣性是人類能夠永續繁衍的重要保證，使得社會上具有形形色色的人——既有普通人，也有傑出的科學家、藝術家。某些基因對於個體是「不良基因」，但對於人類基因庫來說卻是有益的，這表明人類基因庫的豐富性比完美性更為重要。地球上愈是高級的物種，基因庫的豐富性就愈高，歷史上一些物種的滅絕亦與喪失基因多樣性有關，因為牠們無法抵抗單一的環境變遷或全球性自然災難。
人類社會要如何接納他們？
雖然賀建奎的團隊聲稱會保護實驗對象的隱私權，並將對她們進行為期十八年的觀察，但賀能否信守承諾仍是未知數，且屆時賀將無法掌握這一話語權。事實上，當前露露和娜娜的詳細狀況並未對外披露，亦令人們擔心是否能夠保障其生存發展的權利。
即使露露和娜娜能順利地健康長大，這兩名甫出世就成焦點的孩子，未來的路仍將充滿挑戰。首先，她們是否擁有對自己「特殊身份」的知情權？而一旦獲悉自己的不同，她們的人格養成、身心健康都會遭受極大考驗。其次，一旦身份敗露，她們很可能會受到周遭的歧視和霸凌。再者，由於關係到人類命運，兩人的一舉一動都可能會受到監視和干涉，隱私權也就無從談起。
至於兩人繁衍下一代的權利，更不免會影響到整個人類族群的存續，屆時就不得不對她們的生育作出限制。儘管這對兩人而言有失公平，但亦是對全人類的負責。
上文節錄於第14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3日）《「訂製」後代？ 四問基因編輯嬰兒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