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工潮激起千層浪 中國工會改革迫在眉睫
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的深圳佳士科技廠工人要求組建工會的工潮目前告一段落。事件罕見地獲內地多間大學的學生聲援，帶來的迴響之大相信官方亦始料不及，官媒《新華社》更暗指事件涉境外勢力介入。《香港01》訪問了長期從事勞工研究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以及關注國內工人權益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蔡崇國，兩人均認同今次工潮主要由工人及學生的聲援團所組成，所謂「境外勢力」介入是子虛烏有。鑑於目前各方資訊複雜，「境外勢力」之說難有定論，事件更引人關注的是，政府應如何應對公民社會的發展。作者：趙觀祺、佑安
佳士科技是深交所上市公司，擁有逾萬名員工，主要生產逆變焊機、內燃發電焊機和焊割成套裝備，在深圳、成都、重慶等地都有廠房，公司董事長為深圳市人大代表潘磊。
緣於勞資糾紛 工潮獲大學生聲援
今次工潮的起因緣於深圳廠房工人不滿資方超時加班、嚴苛罰款、欠繳公積金等違法行為，今年5月在獲得當地具官方背景的坪山區總工會批准下，自行組織工會向資方爭取應有的待遇。但資方得悉消息後卻搶先成立工會，並將工人自行推選的代表排除在外。坪山區總工會及資方在7月中旬更指控工人籌建工會的行為屬違法，30名為此持續發起維權集會抗議、要求組建工會的工人及家屬，在7月27日更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名刑拘，目前十多人仍未獲釋。
工人的行動獲得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國內多所大學的師生關注，並在網上發起聯署聲援，不少學生甚至前往深圳支持。然而，聲援團的核心成員、26歲的中山大學統計系碩士畢業生沈夢雨卻於8月11日晚遭不明人士帶走，目前仍然失蹤。沈夢雨失蹤的消息激發更多大學生由全國各地前往深圳聲援，當中聲援團代表、北京大學應屆畢業生岳昕亦於8月19日向中央領導人發公開信，強調佳士工人組建工會的訴求是「依法行使自身的權利」。但警方後來在8月24日「突襲」聲援團其中一個住處，逾50名工友及聲援團成員，包括岳昕均被帶走扣查。
當局為阻止各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有消息指內地各高校已根據上級指示，要求準備前往或身在廣東的學生說明他們前往廣東的原因和時間，同時又向家長聲稱身在深圳聲援工人的學生是受到「傳銷活動」影響，要求他們到深圳把學生接走。此外，聲援團的成員大部分均為20至30歲的青年，並獲內地左派網站如「烏有之鄉」等支援，另有左派網站如「時代先鋒」和「紅色參考」編輯部，因涉嫌鼓動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工運，遭內地警方調查與關停。
內地網上大部分有關這次工運的消息均遭封鎖，《新華社》直至警方清場同日（8月24日）才就事件發表報道，指工潮遭到內地民間勞工組織「打工者中心」推波助瀾，報道更指「打工者中心」長期接受一家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勞動力」資助，暗批工潮遭「境外勢力」介入。
工人訴求轉變 堅持組建工會權利
今次維權事件與內地此前其他工人維權事件相比，性質、手段和方式均出現了不同變化，特別是維權工人一方，工潮的導火索仍然是勞資糾紛，但相比以往內地工運工人主要以追討欠薪、工傷賠償等經濟訴求為主，這次佳士工人卻以爭取建立合法工會為訴求，他們認為通過工會方式處理勞資矛盾，可以有效向資方爭取勞方的權益。
潘毅認為，今次佳士工潮的持續發酵，開啟了國內工人階級自覺組建工會的運動。她指出，隨着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勞資矛盾愈趨明顯，加上中美貿易戰爆發，將進一步影響內地工人，特別是製造業工人的收入、待遇和福利等。工人過去的訴求主要集中在追討欠薪、提高工資和福利待遇、工傷賠償、搬廠安置和賠償等關乎切身經濟利益的事上，但這次佳士工潮中，工人卻明顯意識到因為沒有合法的工人組織，才導致自己在維權上出現困難。此外，這次維權的佳士工人並不怕被資方或公安恐嚇，維權意識較以往的工潮高，始終堅持自己合法組建工會的權利，可見這次佳士工潮並非個別激進工人的非理性行為。
蔡崇國則認為，這次工潮跟社交媒體結合得十分密切，工人善用社交媒體，把工潮消息向外界傳開，導致內地不少學生得悉事件後親身前往深圳，組成龐大的聲援團，並與工潮工人共同發揮作用。過去協助工運的內地勞工非政府組織（NGO）反而在這次工潮中未有明顯角色，或與官方近年打壓有關。
學生與左派聲援 引內地政府擔憂
另一點與以往工人維權事件不同的是，以往聲援工運的人士多只在網上搖旗吶喊，今次卻有部分學生和民間左派人士前往現場，甚至以高舉毛澤東頭像、唱紅歌等方式聲援工人。潘毅指，內地民間左派人士大部分均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下崗工人，他們作為改革開放下的其中一個利益受損者，與工人有共同的生活經驗，故加入聲援工人的行列。蔡崇國則表示，在每一場工運中，總有擁政治理念的人士參與聲援，強調政治力量介入工人運動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即使在西方社會亦如此。
有北京政治觀察人士認為，中共即使得益於在上世紀初中國的學潮和工運而出現，並依託於工人和學生的力量建立了政權，但經過改革開放、六四等一系列變革後，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十分擔憂學潮和工運，更擔心二者合流，將社會問題轉變為政治問題。因此，在今次工運中，政府一看到出現內地左派和學生聲援的情況，就認為「性質發生了變化」，態度變得激烈。該人士又認為，今天中國尚未出現有政治訴求的工運或學潮，今次的佳士工潮仍然是基於勞資糾紛的社會事件，是中國走向公民社會的必經之路，毋須過度政治化解讀。
內地近年愈來愈多工運的出現，據「中國勞工通訊」早前發表的《中國工人觀察報告（2015-2017）》顯示，有6,694宗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於報告期內發生，隨着企業遷移和新興行業的興起，個案地域有從沿海城市移向內陸省份、從傳統行業向新興行業擴散的趨勢，當中廣東省更以896宗個案居於全國首位。
官方工會不作為 倒逼工人維權
國家統計局去年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全國約有逾2.81億名農民工，當中僅約35%有和僱主簽訂勞動合同。僱主拒依法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埋下了農民工日後進行維權時總是不獲官方公會受理的伏線，繼而讓近年國內工運頻頻發生。
事實上，中央已意識到近年頻頻發生工運的現象，在2015年便對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下稱全總）進行改革，當時中央更指包括全總在內的群團組織改革「事關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不過潘毅與蔡崇國均坦言，全總的改革至今效果不彰，蔡崇國更指全總改革只是要以「維穩壓倒一切」。
潘毅憶述，過去到國內工業區進行調查時，經常會與遇到問題的工人去找全總轄下的地方官方工會，但工會下班時間比工人一般晚上7點的下班時間還要早一、兩個小時，周六、日更是例休，質疑官方工會如何為工人服務。潘毅又指，即使特意選擇在工會辦公時間造訪，對方亦只會受理有勞動合同的個案，原本應該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官方工會，偏偏出現官僚化的現象。
除官方工會外，即使有部分企業依法組建工會，卻仍有不同問題出現。蔡崇國表示，這些企業層面上的工會不少只是為了應付官方的呼籲而組建，其工會主席每每是由資方所指派，未有依法經過職工代表大會選舉選出，導致真正擁工人身份的代表根本無法在工會中佔一席位，更難言守護工人的權益。沒有真正的工會斡旋，根本無從透過談判協調勞資雙方的利益，令到雙方矛盾容易被激化，讓工人更傾向採取如街頭抗議和罷工等更激進的行動。
一味封堵 只會讓政府受害
相比工人主動、學生聲援和工會無為，今次事件中最飽受批評的，是內地政府的態度。在工人上訪之初，政府表現不作為。工潮出現後卻粗暴地「抓人」、「封口」，並在尚無明確證據下將「幕後黑手」指向「境外勢力」，全然忘記可能成為工人和政府協調管道的NGO，已經在他們的打壓下「銷聲匿迹」。
中國正從傳統社會向公民社會轉變，如果內地政府不能展現出更為現代的治理技巧，繼續用「封」、「堵」的粗暴方式解決問題，只會讓政府受害，類似佳士工潮的事件也會重演。
中國正從傳統社會向公民社會轉變，如果內地政府不能展現出更為現代的治理技巧，繼續用「封」、「堵」的粗暴方式解決問題，只會讓政府受害，類似佳士工潮的事件也會重演。
上文節錄自第12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3日）文章《佳士工潮激起千層浪 中國工會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