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學教授柯華慶：中國政治走向規範透明　北戴河沒正式會議

北戴河會議一直予人神秘形象，加上國內外近期出現不少矛盾、爭議，外界普遍更加關注今年會議的情況。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黨導立憲制提出者柯華慶日前接受《多維新聞》專訪時表示，中國政治正走向規範和透明，沒有所謂如外界想像中有正式的北戴河會議，而且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體制已經形成，這種體制將有更深遠的影響。

問：又到了北戴河時間，在如今這個時代大背景下，你相信今夏有所謂的北戴河會議嗎？ 

柯華慶：我認為沒有。因為如今與以前不太一樣了，中國政治愈來愈走向規範和透明。1954年到1965年，這段時間由毛澤東主政，選擇北戴河開會，當時叫中央暑期辦公制度。設想著中共領導人忙了一年，暑假期間可以到避暑聖地北戴河休息一下，北京距離北戴河近一點。大家都到一個地方休息，期間大家討論一些問題也正常。因為中國太大、事情太多，讓他們完全休息不關心也不太可能。所以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在北戴河開個會很正常。 

1966年之後，北戴河的暑期辦公制度也隨着「文化大革命」而中斷。80年代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已經很老了，我覺得暑假期間去北戴河療養一下也很好，去那兒開些會也很正常，而現代好像已經不太必要。現在黨代會基本上是對外的，當然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一樣，還是有些私密性，但是至少那些場面都在電視上能看到，一般在開會的當天，全文通告就出來。雖然這幾年根本沒有一個以北戴河命名的會議出現在《新聞聯播》或者中國官方媒體上，但是亦存在各種傳言。其中有兩個可能性，一種是有很多專家在北戴河療養，這時候領導人順便找專家們開個座談會，聽取專家意見，也沒有特别的。 另一種可能是現任領導人非正式地拜訪在北戴河療養的老同志。傳說也不會空穴來風，這個會議不一定以非常正式會議的方式。在中共規矩中，中央領導人一般不允許串門，因為會被認定為搞小圈子。所以在老同志在北戴河療養期間，中央現任領導人看望、拜訪一下老同志，找老同志聊一聊，自然就會聊到當前政治問題。我認為這個也很有必要，畢竟一些老同志經驗豐富，有句話叫「他們過的橋比我們走的路還要多」，聽聽他們的意見，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問：如果這種可能性存在的話，北戴河會議其實成了一些退休老同志表達意見看法的一個平台？ 

柯華慶：對！我覺得這是好事，不是壞事。當然，首先需要判斷這個事有沒有可能，其次才考慮這個事是好還是壞。我曾在《論立憲黨導制》中設想，讓這些退休了領導人進入政協，因為他們是政治延續穩定的一種機制，完全把老一代和剛退休的領導人的影響抹去，對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會議應該會有，但不是那種正式的會議形式，正式會議我相信應該是沒有的，因為沒有看到正式報道。另外，現在中共開的會很頻繁，政治局開會一月至少一次，還要和其他團體，民主黨派等各種會議，沒有必要還在這兒搞一個會議。現在中國政治愈來愈走向規範和透明，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問：也就是說北戴河會議對中共政治格局發揮的作用，其實逐漸在減少？而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權力運作在逐漸走向透明？能否具體談談為何做出此判斷。 

柯華慶：中共在走向規範，愈來愈強調規矩。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他特别強調依規治黨，強調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現在政治規矩正在逐漸制度化了。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突飛猛進，黨內法規第二個五年規劃已經出台，將重點制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條例、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等黨內法規。

問：談到中國權力運作存在一種神秘性或者不透明性，你提到如今中共的政治愈來愈透明，但是為甚麽外界還有這麽多猜測？因為大家都認為中共是存在潛規則的，雖然公開的東西很多，但是真正起到作用的，很可能就是北戴河這樣的會議，不是明規則起作用，而是潛規則起作用，你如何看待這種看法？ 

柯華慶：主要的問題可能是因為中國不是選舉政治，是協商政治。我們不知道高層是如何去實踐協商政治，但是從我們所了解的基層和身邊的事情可以體會到協商。在平時基層工作中，做事情往往需要提前跟各方面協商，而這個過程並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規則。中國的很多事情決策是通過協商民主，雖然你會發現到最後投票的時候基本定了，但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我們很多人不知道，只看見了最後一步。所以也可以說這個過程是不透明的，是個神秘的東西。 

問：有點類似西方議會外的遊說過程？
 
柯華慶：事前的協商是很有必要的，有利於後面的工作。西方式的選舉政治在中國很難行的通，因為比如在中國從兩個人中選一個人當領導，其中通過投票一個選上了，沒選你的那一部分人很可能依然不服你，不接受你的領導，後面的工作很難開展，中國人的規則意識還比較弱。 

問：這其實就是在香港任教的學者王紹光講的角色模式。 

柯華慶：對，角色模式的問題。我認為制度需要看適用的人和環境，不同的人適合不同的制度，曾經提出「衣服合體論」。 

問：正如你所言，中國習慣把互相之間溝通協調的工作放到前期和枱面之下，把會議中大家舉手表決放到枱面之上，但是在西方人看來這個過程就是暗箱操作。隨着中國的逐步開放，中國老百姓在更多接觸西方政治模式之後，也會愈來愈認為中國的這套還是屬於黑箱政治，所以才會有北戴河模式這樣一個猜想。所以在面臨現在愈來愈多不同模式的互相溝通的情況下，你認為大家的認識的統一過程是怎樣的？ 

柯華慶：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做工作。第一，將協商民主進一步的規則化、透明化。第二，有些可以通過直接投票解決的就通過投票解決。當然，我們沒有必要一定按照西方的模式來做。透明化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公示，讓大家都知道。中國這麽大，可以說是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三代同堂」，各種層次的人都有，利益訴求多元，認知差別非常大，對同一個信息的解讀也不同，很多人都很主觀。所以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不可能與西方不同的，如果中國採納西方那樣的選舉，中國很可能會解體、分裂。 我最近在讀一本關於中國古代黨爭的書《中國歷代黨爭史》，以前讀過王奇生的《黨員、黨權與黨爭》，深受啟發。你會發現中國人有兩個特點，第一是自我主義，圈子文化。另一個特點是主觀主義太嚴重，現在網上各種爭論，你會發現很多爭論都不尊重基本的事實，主觀性太強。自我主義和主觀主義會導致政治上一盤散沙現象。「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擔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就是形象的描述。

孫中山和鄧小平都曾經說過中國政治上一盤散沙，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領導不行。在自我主義和主觀主義盛行的情況下搞黨爭民主制，中國只會是四分五裂，歷史已經證實了這一點。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大一統的君主制，我相信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黨導民主制，應該做的只是逐步實現立憲的和法治的黨導民主制，也就是黨導立憲制。中國沒有必要一定要迎合西方。我們應該根據中國已有的現實情況，去設計合理的制度。

問：如果談及協商政治，其實也涉及到具體的權力運作過程。有說法稱，中共的權力此前集中在常委、政治局，後來轉移到了如今的小組和委員會。而如今的小組和委員會，設立之初就是一個協調機構，但在逐漸的實權化。你怎麽看點這種權力轉化的過程？ 

柯華慶：現在中國的體制走向了核心體制，有個絕對的最高領導人。跟以前七常委制不同，現在是6個常委和1個核心。原來工作很亂，一個工作好幾個部門管，既有黨的部門也有政府部門，現在實際上整合了起來，一個老大發出各種不同的指示，是金字塔狀的權力結構，可以說是核心體制。核心體制是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摸索，正反兩面比較之後做出的選擇。中國一分權就會出亂子，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爭鬥，就是因為國家主席擁有實權，進行了分權的結果。趙紫陽和胡耀邦兩位總書記的悲劇，胡溫時代的「九龍治水」不也是因為分權嗎？

問：這種核心體制將來會成為中國的常態化的一個目標體制？ 

柯華慶：我認為會是常態化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就是這個思路。習近平之後仍然會存在，將會制度化。這次的修憲就是制度化的一個表現，很多人並未看到這一點。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核心，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總書記是黨中央的核心，就這麽一個體制。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要求這種核心體制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 

問：那麽如果真的有北戴河會議的話，它在其中會扮演怎樣的角色。人們擔心最高領導人為所欲為，北戴河會議能否成為制約最高權力的一個特殊制約機制？或者說是否需要有這樣一個機制？

柯華慶：很多人都有制衡的想法，學習過西方政治的人都認為需要有制衡。從中國歷史和中國人的特性看，我們更擔心的不是最高領導人的問題，而是分裂和混亂的問題。原來是皇帝是直接繼位的，所以很多皇帝並不是能力很強，於是逐漸被母后外戚、宦官，或者是官僚宰相獨權，但現在的這種可能性很小，因為在中共的體制下，最高領導人一般都是最底層一步步的上來的，能力絕對是超常的。

至於道德方面，加入共產黨就有德性要求，而且黨內持續教育，道德敗壞的國家最高級別領導人極為罕見。 中國政治現在正走向規範化、程序化和透明。制度建設中，黨有黨遵循的規則，國有國遵循的規則，是一種黨規與國法並行的二元法治結構，需要時間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