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封殺TikTok：人們將要失去什麼？

如果一個擁有數百萬用戶的大型社交平台突然關閉，會發生什麼事？
隨着特朗普針對抖音國際版TikTok的行政命令提出的最後期限近，美國的TikTok用戶正面臨着這樣的可能性：如果字節跳動（ByteDance）不將TikTok的美國業務出售給微軟公司（Microsoft）或另一家美國公司，他們最喜歡的應用可能會在9月中旬就沒了。

2018年，TikTok成為美國下載量最大的手機應用程式，今年，在疫情的封城中，它的全球累計下載量更突破了20億次。

TikTok超過60%的用戶在24歲以下，80%的用戶在34歲以下。然而，TikTok上不僅僅是純粹尋求娛樂的年輕人：網紅（KOL／Influencer）、企業、媒體和政治家都在該平台上，被受眾快速增長的潛力所吸引。

依靠TikTok的社會

如果這個月TikTok被封殺，這個平台的生態系統會怎麼樣？

TikTok不僅僅是賺錢的地方，也是一個多語言、簡單易用、任何持廉價Android手機的人都可以上去的社交平台。

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大約有6億。佔該國巨量人口44%的印度（前）TikTok用戶，已經在TikTok禁令下生活了兩個多月。這種禁令在那裏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首先受到影響的一如所料是頂級網紅。他們遷移到新平台時失去了大部分粉絲。根據網上雜誌《Slate》的數據，自禁令以來，印度前100名網紅集體損失超過相當於1500萬美元。同樣，利用該平台宣傳產品或服務的營銷人員也失去他們在該平台上的所有投資。

但TikTok不僅僅是一個賺錢的地方，它原來就是一個社交平台，一個多語言、簡單易用、任何持廉價Android手機的人都可以上去的社交平台。在高度分化的印度社會，TikTok能夠幫助用戶跨越種姓、信仰和階級的差異，幫助他們傳播思想和新聞，動員抗議活動，促進創新的社會教育計劃。禁令剝奪用戶的娛樂和收入，但也斷送一個新興的另類媒體來源和獨特的社交體驗。

美國的TikTok禁令也可能會產生類似的廣泛影響。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Nike、Skittles、百事可樂（Pepsi）和環球影業（Universal Pictures）都在該平台上有活躍的身影，如果要關閉，他們將蒙受損失。

而雖然印度和美國社會差異很大，但TikTok在美國也一直發揮着意想不到的作用，為邊緣化社區發聲，譬如《紐約時報》分析這款應用是如何提高美國勞工的能見度，用戶能夠通過潮流hashtags分享廚房、工廠或機場地控的日常場景，特定的標籤有助於在類似行業或產業鏈的工人之間創造更多的可見度和團結感：搜索#scrublife，你就可進入醫院內部；#cheflife，能讓你進入廚房；#farmlife，帶你參觀田野。

青年主導的政治參與

在過去的幾年裏，TikTok已經發展成其用戶獲取政治信息的主要來源：他們在TikTok消費、分析和表達政治觀點。一些領先的媒體很早就發現這一點：《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聘請了一名TikTok應用專家，在平台上非常活躍；Buzzfeed招募了青少年在TikTok上報道選舉。

TikTok的禁令可能讓其用戶的政治參與度降低，甚至剝奪了他們作為稱職的選民所應有的知情權。

從文化和政治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將是一場災難，因為你將擁有數百萬的年輕選民，並將在重要的選舉前幾個月切斷這個自由表達的平台。

有人可能認為，青年人在這種「低俗」的平台上開始接觸、認識、參與政治似乎很可笑。然而事實是，對於全世界的年輕網民來說，網絡社交平台已經成為新的「阿哥拉」（Agora)——即古希臘城邦人們聚集的中央露天廣場——在這裏交流思想、建立觀點、甚至決定選票。奧巴馬競選團隊在2008年大選中對社交媒體的巧妙運用可能說是一個轉折點，此後全世界終於醒悟到了這個新現實。

在《連線》（Wired）雜誌的播客（podcast）中，連線記者馬薩基斯（Louise Matsakis）就TikTok可能被禁止的問題說道：「從文化和政治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將是一場災難，因為你將擁有數百萬的年輕選民，並將在重要的選舉前幾個月切斷這個自由表達的平台。」

像TikTok這樣的應用不僅提供庸俗的娛樂，它還支撐着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活動；如果沒有它的中介，這些活動可能不會發生。其實，我們的社會常常在不知不覺中依賴TikTok這樣的平台。

社會對科技巨企的依賴性

不僅是TikTok如此，它的「大哥們」更是如此：Facebook、Google、微信等等。如果把TikTok換成這些更大的平台，TikTok關閉了會怎麼樣，這個問題就更有戲劇性。

這正是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互聯網政策評論》（Internet Policy Review）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問題：「如果Facebook倒閉了怎麼辦？」。研究人員指出，此前Friendster和MySpace等社交平台都曾被迫關閉，並探討如果同樣命運降臨到我們社會如今依賴的主要社交網絡時，將會發生什麼事。

文章裏探討依賴這些平台的四個主要利益相關者：「現有用戶」要信任這些平台會管理好他們的數據；不同的「依賴社區」利用這個平台發展和運作（譬如公民媒體或非政府組織），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包括「非用戶」，尤其是數以百萬計、信息仍被儲存的已故用戶；最後還有可能對這麼大一部分人類活動的數據檔案感興趣的「未來世代」。

雖然Facebook的關閉會嚴重影響這些群體的生活（甚至是當中一些尚未存在的人在未來的生活）——能否賺錢、溝通、保持信息或保存有價值的數據——但令人驚訝的是，如果這種倒閉發生，世界各國幾乎都沒有法律或監管來保障他們。

牛津研究員建議，應該把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視為「系統性重要技術機構」（systemically important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SITI），讓它們像重要的金融機構或公用事業公司一樣承擔公共義務；就像自來水或電力公司一樣，Facebook和Google是控制「基礎設施產品」（infrastructural goods）的私人公司。

Facebook或Alphabet（Google的母公司）也可以被激勵使用其巨大的財務資源來建立公共數據管理體系和存儲機制，作為當代和未來世代的「公共產品」。

監督社交平台是社會需求

當人們想到TikTok或Facebook時，他們會想到數據私隱、外國影響、選舉操縱、假新聞等問題，然而卻忽略我們社會對這些互聯網平台的依賴這一個更大的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迷信私營公司會公平和無限期地保證我們社會需求的數碼平台？

TikTok不僅僅是數據私隱風險，也不僅僅是世界上兩個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問題。它還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強大的私人公司在我們社會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互聯網時代迎來了全新的市場和擁有巨大潛力的組織形式，但這是在傳統的政治機制和公共監督之外發生的。有限責任的私人公司現在管理着我們網上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卻幾乎不受監管或法律義務的約束。

政治家、立法者和公民都應該自問：我們是否應該迷信私營公司會公平和無限期地保證我們社會需求的數碼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