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要求幹部「兩學一做」 「毛鄧」兩套治國思維並行不悖
中共中央辦公廳最近發布文件,闡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方案內容和目標,使「兩學一做」成為熱詞。此方案要求各級黨員於常規組織聚會期間,「學黨章黨規」,並「學系列講話」,以「做合格黨員」為目標。
甚麼是「兩學一做」?
黨員需要學甚麼呢?根據該方案,他要學習《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並以「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等等」大老虎為反面教材,汲取教訓,另外還要認識「革命先輩和先進典型」等正面榜樣,見賢思齊。總而言之,黨員要有「紀律自覺」,遵守黨規黨紀,並「樹立崇高道德追求」。
除紀律和道德要求外,「兩學一做」另一重點為理論學習,以「統一思想行動」。方案以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為主要教材,內容涵蓋「內政外交國防」各方面,包括「治黨治國治軍」各層面。此外,黨員亦需溫故知新,學習馬列毛思想及歷代領導人的核心思想,結合習近平的講話,理解中共理論「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從而建立「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除紀律和道德要求外,「兩學一做」另一重點為理論學習,以「統一思想行動」。
當黨員做得到上述兩點,進而轉化「理想信念」為「行動的力量」,既「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們才可以配得上「合格」二字。
「兩學一做」與「打貪」一消一長?
嚴格而言,「兩學一做」所載事項不是甚麼新鮮事,官方不是第一天要求黨員嚴守紀律和保持思想統一。中央之所以於此時重申基本要求,或源於「兩學一做」方案所列5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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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中共中央或認為幹部士氣低落,跟不上高層決策理念,辦不到上行下效和團體合作,其劣者更欠缺道德操守,違反黨紀國法。
過去好一段日子,中央已於不同場合鞭撻幹部的消極態度。例如早前總理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即批評不少幹部「拖拖拉拉」,導致很多項目即使拿到批文和撥款,還是「遲遲開不了工」;又如《人民日報》去年底發表評論文章,指責有些幹部「從吾所好」,終日遊山玩水,舞文弄墨,職責正事卻拋諸腦後,頹廢作風耽誤日常工作。
為什麼幹部如此消極怠工呢?該評論員指出,幹部們有見中央近年「作風建設從嚴要求」,於是以追求雅好為「軟抵抗」,索性撒手不管,不做不錯;瑞信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近日亦響應此論調,舉例說明「反腐衝擊很大,不作為在像山火一樣蔓延」,政府高官和國企老總都懈怠起來。
幹部們有見中央近年「作風建設從嚴要求」,於是以追求雅好為「軟抵抗」,索性撒手不管,不做不錯…...
雖然如此,內地打貪運動仍如火如荼。中央此時推出「兩學一做」,以期振奮士氣,重整隊型,抵制消極作風。
如我們細心觀察習近平近年舉措,上述「一消一長」的兩大措施,實乃遵從其理政思路,當中隱約顯示中共兩套治國思維,單憑憤世嫉俗的看法並不足以解釋。
「打貪」破壞「激勵機制」?
陶冬評價幹部頹風時,曾提及打貪風氣所及,「鄧小平30年前建立起來的激勵機制今天崩塌了。」
當年鄧小平大刀闊斧,逐步放開計劃經濟的有形之手,市場資本遂得以苗芽茁壯成長,當中關鍵之一即為下放權力,容許縣級政府分配資源及制定發展計劃,以經濟增長為考核指標,以實績決定仕途。
於此「激勵制度」下,幹部們較具自主權,爭相競逐公私資本,而市場可從中汰弱留強,驗證計劃和政策成效,至於整體經濟成果則三十多年來有目共睹。故此自鄧小平掌政以來,歷屆中央政府繼續高喊「發展才是硬道理」,解決吃飯問題為先,推崇理性務實地「摸着石頭過河」,縱使不時重申中共領導地位,卻少有經年累月大談「統一思想行動」。
相比其前任,習近平治國風格存有微妙不同,他更強調個人「主觀能動性」,一面為紀律與道德,另一面則為意識形態和思想,「兩學一做」方案正可體現此思維。按此思路,「打貪破壞激勵機制」會是謬論,此如幹部有所信仰,有所堅持,進則能致力於執行國家任務,退則可抗拒貪腐誘惑,「市場激勵」可不是貪腐藉口。
習近平「崇毛抑鄧」?
習近平認為,「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國理政,關鍵在人」,天時地利固然重要,但勝敗之機仍取決於「人和」,「打貪」與「兩學一做」正為達成此條件的手段。或正因其治國思路更注重統一紀律和思想,兼且不怕掀起政治運動以「清理門戶」,外界每每揣測其「崇毛抑鄧」,甚至指控其欲仿效毛澤東,凡事意識形態掛帥,搞「個人崇拜」。
總結而言,論者評價時,應觀察習近平可否取中庸之道,平衡毛鄧兩套治國思維,而中共又可否建成典章制度,客觀有效地貫徹政治理想。
此等指控大多淪於陰謀論,無視此中國不同彼中國,個人崇拜不是那麼容易搞得起,而其立論亦捉錯用神。「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名字不只是功過是非,還分別代表兩套治國思路,前者着重「主觀能動性」,即集體精神力量,後者則信奉「摸着石頭過河」,根據客觀條件摸索出路。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兩者可以並行不悖,亦不可偏廢,官方宣傳則較側重於習近平高調講「主觀能動性」那一面。
其實,傳媒只集中報道「打貪」和「兩學一做」,抓住習近平引用毛澤東所言所寫來大做文章,他們卻忽視了「為政在人」的另一面。習近平治下中共不只講統一紀律和思想,同時亦以改善基層幹部吏治為目標,建立明文規範,諸如《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中國共產黨地委委員會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等等。
總結而言,論者評價時,應觀察習近平可否取中庸之道,平衡毛鄧兩套治國思維,而中共又可否建成典章制度,客觀有效地貫徹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