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專家田飛龍：北京治港始終「大鎮壓」與「大和解」兩手抓

林鄭月娥高票當選新任港首，給所有猜測畫上了句號。但不得不說本次香港特首選舉處於一個「獨特」的環境下。最近幾年，香港接連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從831決議、佔中運動、港獨思潮冒起，到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再到人大釋法事件等，無一不在加重新任特首的任務和挑戰。
對此，香港01專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專家指出，北京治港一直在「大鎮壓」與「大和解」兩種思路交替進行。

香港01：我們知道，香港的政治結構從二元結構變成現在的三元，甚至四元，有時候中聯辦也是一元，甚至中央政府也是一元。在之前二元結構下，北京還能理解培育建制、打壓泛民，那麼在現在港獨成為心腹之患或者說最重要矛盾的情況下，北京為什麼不發揮統戰精神，去連接泛民派，去消滅港獨呢？

田飛龍：我們做過這方面的努力，但是內部保守力量還比較大，內部始終有「大和解」和「大鎮壓」兩個思路。另外泛民回應也不夠積極，6.18政改投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裡，中央高層的王光亞、馮巍都在香港或者深圳講過，泛民中的多數也是愛國愛港，泛民的立法會議員也是建制一部分，這其實釋放了一個積極的信號。包括張德江訪港提到的一些說法也很正面積極。但是反對派內部認為是統戰陰謀，或認為是虛晃一槍虛情假意，所以沒有積極回應。

這些話能講出來也不容易，內部立即會有反對聲音：第一不能對敵人妥協；第二熱臉貼了冷屁股，沒得到回應，被當做一廂情願，內部就會往後退。所以大和解就耽擱了。內部當然有一些人，尤其是港澳口權勢階層，對回歸過程中驚心動魄的鬥爭有親身經歷，主張大鎮壓，覺得現在實在不像話，現在這些絕對是現行反革命，他們在香港呼朋喚友，天天上電視罵大陸，但拿他們沒轍，不敢檢控，也定不了罪，所以要下重手治理。大和解無處落地，大鎮壓必然是政治悲劇，香港管治政策實際上還是未能充分明朗化。

共產黨本來是全能型政黨，在香港卻只能動口不能動手。內部有人認為，港獨發展到一定程度，造成暴動、起義，會像6.7暴動帶來歷史機遇一樣直接解決了事。有的人是有些心理陰影的，他們從回歸時期的鬥爭經驗中無法走出，無法理解民主政治下怎樣去和解，這個我一直是有所批評，原因是香港人並非是中國人的敵人，而是中國人的一部分。我也確實接觸過一些泛民的人，他們把政治當做一個飯碗，不這樣表現的話，選民不選他，很多時候他心口不一，人格扭曲，也不容易。一左一右兩種人，對一國兩制的穩健實施都可能造成傷害，前者相愛相殺，後者相恨相殺。

此外，我們在香港政治上確實有偏頗，我們太過照顧建制派的官二代、富二代，而這些人無論從能力還是口才都不如泛民，從立法會辯論就能看出來。泛民就會覺得中共全用小人，是羞辱香港人的智商，羞辱香港人的自治能力。原來港英時期行政體系吸納能力很強，而我們現在的吸納能力是不足的。20年要去檢討的話，雙方都有問題。

香港01：兩條路交替著走，所有人都不知道該怎麼做，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事實上，對於北京的治港思路，外界始終有著截然不同的想法，有的人覺得越來越彈性，越來越善意，有的人就覺得越來越強硬。

田飛龍：中央內部也一直有兩種思路甚至路線的競爭。他們看到的面相都是真實的中央。這種政治性格就是家長型的性格。如果小孩乖，就給糖吃；如果鬧騰，就一頓打，關愛和家暴或許同源。但不管關係多麼僵，只要香港遇到困難，中央的支援是毫無保留的，愛或有錯失，但愛終究是愛。政治的理性化無法完全格式化和消解這種族群共同體的「愛」本質，但港人會有「無言的幽怨」和「有形的成長叛逆」。高度自治某種意義上是香港的「政治成年過程」。

香港01：有沒有一個明顯的轉變節點，還是說這些政策一直在交替？如果橄欖枝遞過去沒有得到回應，這就尷尬了。

田飛龍：張德江2016年5月18日訪問香港與泛民的會面本是一個契機。香港之前也曾主動提出建立泛民主派與中央溝通的機制，要求什麼直接提出來、展開談，中央特別喜歡這種操作方式。為什麼呢？剛才說到家長風格，當代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帝國，所以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不是嚴格的法治關係，更不是對等關係，而是一種忠誠-保護關係，你對我忠誠，我給你提供保護。香港反對派還是不太會跟中央政府打交道，儘管叫共產黨政府，但是深深紮根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當代的中國，是共產黨的精英團體，加上傳統威權主義，以及行政主導的技術系統來共同支撐的。反對派囿於意識形態偏見，一葉障目，並沒有更新和建構對中共的完整知識。

香港01：我們談到兩種治港路線，希望中央根據香港政治結構的變動，更靈活地處理香港事務。

田飛龍：工作肯定是兩方面去做。回歸的時候，中央在一些方面還需借助香港力量，現在中央的態度是：第一，香港肯定獨立不了；第二，就算香港經濟上垮了，對中國主體經濟也不會有多大影響。如果香港的政治精英不學會和解並抓住機會的話，它的所有優勢可能被深圳吸收，包括的它的主要精英會移民深圳，那時香港的命運可能會比較悲慘。我們都不願意看到這個結局。中央和香港都需要共同面對而加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