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陳映真

１９６８年，台灣反動勢力在世界範圍內瘋狂鎮壓進步人士、工人、學生；永善和我們有幸在台灣為自己的信念去做好，實在沒有甚麼可以遺憾。到今天我們仍然不受管束未受感化，也應該不是甚麼歷史的意外。

人民性的踐行者

大家所認識的作家陳映真，我們這一小群遠行的同行者，不是叫他大頭，就是叫他永善，他從來不是甚麼「海峽兩岸第Ｎ人」那樣排行榜的人物，他始終是一個親力親為的，人民性的踐行者。

這個永善，在仍然威嚴的１９８５年，以發行人的身分，發行了《人間》，在創刊號上陳映真寫了題為：〈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因為映真，映真其實是永善早夭的雙胞台兄弟，而永善他們的親生父親是虔誠的基督徒，人們就難免在閱讀的時候望文生義；特別是在那樣的時代，也必須望文生義，變成了抽象的「信、望、愛」——不是的，對我們而言，這是再實在不過的生命經驗，和日常實踐。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我們對另外一個實踐的、合理的社會寄以希望，我們愛身邊周遭被汙辱被傷害的人。

在這樣的我們當中，《人間》的書寫與攝影的功能就不得不是去揭發社會的不公不義，為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期望，打開窗子，引入春風。２０年後的今天，人類的戰端不弭，抗爭的（目標）促成尚遠，歎喟無盡，來者待追。

為弱小者發聲　　

永善尚在醫院之中，此刻——讓我們重溫《人間》的幾則紀事，也咀嚼永善當年要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關懷是些甚麼東西：

〈在地圖上消失的村落〉，無處投靠、無地可居的老百姓，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卻一次一次地被拆，一次一次地被驅趕，這個故事不斷地重演，這一些圖像不斷地在我們的眼前繼續發生——在「三鶯部落」，在「薩烏瓦知部落」，在「崁津部落」——我們的原住民被拆了７、８次，每次他們撿了破爛、垃圾，一手一足地建立他們家園……今天這樣子的事情還在繼續，八八風災後，更是災民遍野。這個抗爭正在醞釀與爆發中，爭取生計自理，自力造屋，這是一個沒有終結的抗爭。

然後是關於女性：當初書寫一個在美國小鎮中成為強烈對比的女大學生，與住在隔壁養老屋裡頭的，無依無靠，整天十幾個鐘頭對著電視等待死亡的退休婦女。

為了這個報導，我曾經跟永善有很劇烈的爭論；我告訴他，就偏偏因為美國小鎮的貧乏統一，其無味的生活，在父權宰制底下出嫁的美國女人，一生到最後的無依。年輕女孩一個個看在眼裡，假如不在她還有青春，還有美貌，還有慾望的時候揮灑滿足的話，她知道，她也會很快地變成那些無依無靠的老人。這個辯證是一個社會裏的不公，是一個人群的不義，我們不能只表面地，簡單地批評美國社會，把他們造為對比。

關注香港菲傭權益

難道同樣的事情，不在我們今天的這個社會繼續發生嗎？看起來我們的女性意識是抬頭了，看到我們在消費主義的侵襲之下，我們是拒絕被製成生活周期、生命周期，家庭周期。我們反對一體化的生命情調，我們想盡了要豐富自己的生命，要有另外的選擇，但是我們到底走了多遠……？難道我們的年輕人在他揮霍自己青春的時候，不是正正知道他們的生命在無謂、在無聊，在沒有意義當中被人家操弄？而有一天，（被迫）進到他所不願意進去的牢籠裡。

《人間》恐怕是當年第一篇寫對香港菲律賓女傭的報導（〈失棲的漂鳥族〉）。這是我在香港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在最繁榮的中環，世界上最「偉大」的銀行建築匯豐銀行前面做的田野報導。這些菲傭一天工作１５、１６個小時，成千上萬的菲傭在廣場被人們視作無物，因為他們在那個地方剪指甲，修理頭髮，結果立法會的官員可以（要求菲傭們），成群結隊地在每個禮拜天到他們那裏撿垃圾、汙辱她們。這樣的事情在我們台灣不是也正在發生嗎？ 「舊時代隨近身侍婢耀家聲，今日特聘海外菲傭顯身價」這個是香港中環碼頭介紹女傭的廣告，我們的社會又離這個有多遠？

聆聽被壓迫被屈辱者聲音

對不起，這是我們都不能面對的圖像：邵族青年湯英伸受雇主虐待，在屈辱的情況下反抗殺人。台灣政府在針對營救湯英伸的行動，最主要是《人間》的營救，其態度是——匆匆把他槍斃了。這是我們的椎心之痛——這個椎心之痛的程度正如１９３６年法西斯攻陷馬德里，國際義勇軍潰散四逃，是所有進步人士永遠無法釋懷的挫敗和羞辱。湯英伸遭槍斃事件的２０幾年後，東莞的台商因為一概拒絕了工傷斷掌的員工劉漢黃之合法要求遭憤而殺害，劉在法庭上被判處立即執行死刑！同樣的故事再次重演，悲劇終復發生，這難道不恰巧是台灣和中國蘇州的一個更鮮明、以鄰為壑的例子嗎？這個世界是不是更冰冷，誰去醫它…？

我想跟永善講，我們信、望、愛的未盡之業，路上仍然有人絡繹不絕。你在休養、康復的期中，我們見到在大陸有維權律師為劉漢黃奔走，在香港有人發起了國際救援行動，在台灣更有新一代良心（年輕人）投入救援。我４年前結束了孤懸島外，從海外流放回來，重新學習認識台灣，這幾年堅持在運動中向年輕人學習，我知道，只要跟著他們聆聽被壓迫被屈辱者的聲音，我們還是可以找到我們的語言的，我們不會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