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從文革「自下而上」到六中「自上而下」
毛澤東50年前發動文革，目標是中共黨內的「修正主義者」，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解決他們的方式是「群眾運動」，八次接見紅衛兵、全國性「大串聯」，為的是動員全國民眾參與其中。
面對執政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個危險，昨天（27日）閉幕的中共六中全會強調的是「核心」，方向首先是政治局常委在內的「高級幹部」，然後「自上而下」地逐級監督。
「黨的各級組織、全體黨員特別是高級幹部都要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黨中央決策部署看齊，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看齊」和「堅決」在論及黨中央權威時，短短220字中連續出現三次，「核心」是「自上而下」的起點。
所謂「高級幹部」，指的是中央各部、地方各省的領導人，出席六中的348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是「高級幹部」中的「高級」。
「只許你反腐，不許我反腐」，被認為是始於2013年、「中國式反腐」的特點。它既不是文革「自下而上」、「全民參與」、「推翻黨委鬧革命」，更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政黨間相互制衡、社會輿論的開放，而是「自上而下」─反腐由最高層掌握，具體實施是中紀委，它置身於國家司法系統之外。
從中央電視台黃金時間播放的反腐專題片《永遠在路上》，到昨天公布的六中公報，都可以看到「自上而下」的脈絡「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關鍵是高級幹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7名常委、25名政治局委員、300餘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央、省市逐級向下派出巡視組、紀檢組，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
對於文革，紅二代和他們的前輩有著共同的慘痛回憶。36年前，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除了制定《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還提出修憲要求，其中一項是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毛澤東認為「四大」是群眾運動的主要形式，文革中被整肅的官員們對此痛恨欲絕，斥責為「脫離黨的領導；無法無天......」。
在「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整體潰爛式腐敗現實面前，「自上而下」反腐，既表明執政黨有自我淨化、自我監督的能力，又避免一場政治危機，至於長期效果就尚待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