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談意識型態也談黨建　歷屆六中全會見證中共演變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今天（24日）召開，會議重點將是「從嚴治黨」。此次會議主要有兩個任務，一是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二是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為了防止再次出現毛澤東式的個人崇拜，防止「文革」復辟，規範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共提出「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等12條黨規。

36年後，中共為何有意修改黨內政治生活準則？有分析認為，這次修改要放到六中全會的背景中解讀，讀懂中央全會，是讀懂中共的重要前提。

文革時期會議制度停頓

中共首次六中全會是於1938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為毛澤東與王明關於抗日路線的分歧畫上句號。全會批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強調中共必須獨立自主地進行抗日戰爭。

1955年7月，毛澤東指出「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在他的主持下，10月舉行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並將黨內不同意見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來批判，使農業合作化運動在肯定「大發展」的方針和批判所謂右傾錯誤的推動下迅猛發展。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視察河北、河南農村後發現人民公社問題上存在很多問題，於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會議降低北戴河會議所確定工業生產高指標，保留人民公社按勞分配制度，並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文革爆發後，毛澤東的權力達到頂峰，中共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九大、十大都只展開過兩三次中央全會，沒有六中全會。

80年代意識型態之爭

為了徹底清除文革影響，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共建政32年來中共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革」作出總結，對毛澤東作出了「犯了嚴重錯誤」的評價，徹底否定了「文革」。華國鋒被迫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確定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領導地位。

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當時，陸定一等人不贊成在決議中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鄧小平提出，「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次年，圍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共高層內鬥激烈，胡耀邦因此下臺。

在六四事件後，中共加緊自身建設，提出要「克服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於1990年召開的十三屆六中全會著重研究黨群關係，通過《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六四後中共加強黨建工作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發展一段時期的背景下，十四屆六中全會於1996年召開，時隔10年，會議再度聚焦精神文明建設，通過《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

2001年，中共迎來建黨80周年，在9月召開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提出要提高黨的領導水準和執政水準、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主要任務是「八個堅持、八個反對」。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在改革開放近30年後首次聚焦社會問題。會議通過《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諧社會」因此成為胡錦濤時代的政治熱詞。

2011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聚焦文化改革，通過《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人認為，這是中共發出的信號，希望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一個更重要角色。

通過梳理可以發現，在改革開放以後，民主集中領導體制回歸常態，中央全會定期召開。因七中全會是為下一次黨代會做準備，六中全會實際上是一屆中央委員會任內最後一次專題討論治國理政問題的會議。改革開放以來的7次六中全會主題，有3次研究意識形態問題、3次研究黨的建設問題，1次研究社會建設問題，聚焦意識形態問題、黨建問題已經成為六中全會的主題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