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遊歷中國西部 污染中尋找不存在的香格里拉
1981年第一次來到中國，他是稚氣未脫、對各種事物都倍感新奇的留學生；6年後，他憑藉流利的中文和專業知識成為英國丹唐霍爾律師事務所中國事務部的負責人；1995年，經過漫長的法律程式他終於成功購買了位於北京東四的一座殘破四合院，成為文物保護者；2002年，正處於事業巔峰期的他從公眾視野「消失」成為探險者。從留學生到律師，再到經濟諮詢師、作家、文物保護者、探險家，他有一個很中國的名字—龍安志。
撰文：吳婷
攝影：周聰
第一次見到龍安志，是在他設於北京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的《尋找香格里拉》新世紀探險特展上。這是龍安志對「尋找香格里拉」三次探險的總結，也是繼續保護環境、傳承文化的開始。尋找香格里拉的過程，也是龍安志不斷挖掘中國文化之根、思考「我們到底追求的是什麼」的過程。
雖然龍安志最終沒有找到具象的香格里拉，但經過反覆論證和自我蕩滌，這位「中國通」卻獲得了比尋找本身更有價值的哲學思考。如此看來，香格里拉無處不在。
01：《香港01》記者
龍：龍安志
01：在接觸新事物時，人們都通常會問3個問題：是什麼？為什麼？怎麼樣？而在「是什麼」中，又包含關於主體的所有可能元素。在決定啟程尋找香格里拉時，你覺得香格里拉是什麼？為何要去尋找？結果如何？
污染中尋覓中國文化的根
龍：決定尋找香格里拉，其實有一個大背景。當時中國幾個城市，都說自己是香格里拉，包括阿里、麗江、中甸、拉薩，這就產生一個問題：香格里拉到底在哪裏？歷史中有沒有這麼一個地方？如果有，這個地方是不是在中國西部？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開始尋找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第一次被西方提到，是在20世紀30年代。1933年，一位名叫詹姆斯 ·希爾頓的美籍英國作家出版了一部名叫《消失的地平線》的小說。人們被書中描寫的「香格里拉」這個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所深深吸引。這部小說產生的背景，正是西方經濟大蕭條時期，人們對物質的價值觀很失望。香格里拉觸動人心的，正是它的超越了物質世界，讓西方人看到了蕭條之外的理想和可能。
中國也同樣如此。1981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整個國家也處於盲目追求物質的階段。而盲目帶來的，是環境污染、文化斷裂。所以那個時候尋找香格里拉，也是在尋找中國文化的根。從西藏到青海，再到雲南，我走了很多地方，為的就是搞清楚文化的根是什麼。這是第一階段的探險，最後的結果是找不到香格里拉。
到了第二階段，我選擇將香格里拉放回到它可知的「起源」上。既然這個概念最早是希爾頓提出的，希爾頓的所有資料又來源於《國家地理雜誌》的探險家洛克。那麼通過洛克的報道，是否就可找到香格里拉呢？最後發現，香格里拉可能是一個拼錯的字，原本應該是香巴拉。這個概念預設了相對論，核心意思是香格里拉不是可以尋找的，而是須用心去創造的。
經過十多年的探險，眼見環境被破壞得如此嚴重，文化開始消失，這是一個生態危機，也是文化危機。
我開始意識到，香格里拉其實是一股力量，告訴人們只要改變意念和措施，也可以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
香巴拉可用行動創造出來
01：在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中，香格里拉是一個抽象的存在，代表着人們對烏托邦式的理想生活的憧憬與追求。在你尋找了這麼多年之後，香格里拉是否也已經從一個具象的地理位置變成了抽象的意念？
龍：在展覽的前言中，我寫了幾句話，大概意識是香格里拉是中國人乃至很多西方國家追求的一個理想，是一個很多人心嚮往之的美好地方。其實在藏傳佛教中，香巴拉是找不到的，也應該不去找，而是可以用意念和行動創造的。這取決於一個人的決心。那就是我們人類共同面臨環境危機。現在每個人，包括集體，都要下決心，為了改變現在的生態危機。
01：作為「為什麼要去尋找香格里拉」的回答者，你同樣也是「你覺得香格里拉是什麼」的提問者。在與路上的人交流中，哪一個回答讓你最感動、印象最深刻？
龍：最深刻的，是大昭寺住持的回答。他是一個和尚，但是他的一些關於環境、國際商業、跨國公司等方面的思想都非常獨到。所以對我來說，他不僅是一個和尚，同時也是水準很高的經濟專家。有次，在大昭寺的一個佛塔裏，他介紹了三個菩薩給我，後來我在書中專門寫了篇名叫《三個菩薩的經濟理論》的文章。第一個菩薩是觀音，是慈悲；第二個文殊菩薩，是智慧；第三個是金剛菩薩，是力量，或者是資源。他說，光有慈悲，但是沒有知識、技術、資源，誰也幫不了。反過來講，有了資源和技術，但是沒有慈悲，也是不行的。所有這三個菩薩，缺一不可。面對環境問題同樣如此。我們要有所改變，不只是愛護自然、保護環境，這是遠遠不夠的，也需要具體措施。這些措施，需要經濟基礎，需要商業，也需要金融機構都能意識到保護環境也是發展經濟的機會，並在此基礎上去做新產品、新技術、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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