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G20利益訴求分歧重大 可共患難不能共富貴
「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富貴。」這句說話，正正道出了當前G20所面對的問題。隨着金融海嘯成為過去，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成員之間的利益訴求分歧重大，成為了G20向前邁進的一大阻力。
英國現代「最短命首相」白高敦在金融海嘯後領導全球救亡行動，留下重大政治遺產。身為國際合作擁護者的他，上月就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直言G20如今普遍被視為缺乏效率。
白高敦嘆G20未能發揮作用
白高敦從被其形容為「醜陋」的英國脫歐公投談起，敦促國際領袖正視全球化面臨的挑戰。他指出，G20未能發揮作用，原因在於當全球的低增長、貿易保護主義、金融不穩定、嚴重不平等以至難民潮，需要國際協調尋求解藥之時，政治領袖仍抱持各自為政的心態，未正視經濟全面增長建基於國際合作的道理。對於G20杭州峰會，他希望最起碼要傳遞出國際合作「可以帶來改變」的信息。
成員對其使命的認知南轅北轍，是G20種種困境的核心所在。經濟全球化長期由西方國家領軍。1970年代成立的G7原本目標便是協調各國經濟政策。時移勢易，G7對全球GDP的貢獻已由1980年代中葉的逾七成跌至不足一半，中國的GDP在全球的比重則由不足3%增至逾15%，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新興市場整體在全球GDP的份額亦升至35%
G7與非G7成員的博弈
與此同時，G7的關注點由經濟治理轉向政治與安全問題，成為地緣政治博弈工具，俄羅斯在2014年因烏克蘭危機被「踢出會」（G7在1997年接納俄羅斯為成員，擴編為G8），是對此最好註腳。
G7拘泥於政治化視角，對中國等新興市場龍頭由邊緣走向全球經濟中央抱持戒心，視G20為解決全球金融危機的權宜之計。2009年，時任IMF總裁卡恩提議讓G20與IMF管治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合併，但遭發達經濟體否決。當年匹茲堡峰會通過的替代方案是設立由各國自行管控的監察機制。
G7與非G7成員在G20的博弈，說穿了也就是既得利益者與改革派的矛盾。英國知名國際事務智庫漆咸樓（Chatham House）國際經濟部主管蘇巴基（Paolo Subacchi）與資深研究員皮克福德（Stephen Pickford）在去年出版、探討G20與國際經濟治理前景的著作中指出，非G7成員普遍支持設立正式、具廣泛代表性、以合作為基礎的國際機構，統領國際經濟領域決策，他們視G20為國際治理改革的基石，希望賦予新興市場與其在全球經濟表現相稱的地位。
新興市場的訴求迄今事與願違，這從推動IMF改革舉步維艱可見一斑。IMF以份額認繳機制決定成員出資限額和投票權，2010年IMF通過把貸款能力增加一倍，同時提高新興經濟體份額。同年的G20首爾方案批准了相關方案，規定發達經濟體在IMF份額由57.9%降至55.3%，其中美國由16.75%降至16.5%；發展中國家份額由42.1%增至44.7%，其中中國由3.72%升至6.39%。
美拒棄特權 分裂國際系統
表面上中國成為這項改革的贏家，但卻是建基於歐洲國家而非美國的讓步，由於IMF規定任何決議要85%的多數同意，美國在新份額分配下仍擁有一票否決權，而美國內部黨爭更讓改革方案擱淺。
蘇巴基與皮克福德概括，雖然G20意圖體現中國新興經濟體崛起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但IMF與世銀這些國際金融機構並未與時並進，仍由美國把持；G20推動增強新興市場話語權的進度緩慢，驅使新興經濟體尋求另起爐灶（例如中國推動的亞投行等）；美國反對改變遊戲規則（例如嘗試阻止盟友參與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投行），同時牢牢握住在IMF獨享的特權。他們分析警告，美國與新興市場的僵局，增加了國際系統分裂的風險，亦與多極化的國際格局背道而馳，而在這一過程中G20、IMF與世銀的效率恐將再降低，造成惡性循環，令國際系統的裂痕加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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