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學三子」獲終審法院裁定上訴得直　北京學者：港法治根基鬆動

「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被控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又稱公民廣場）一案，終審法院昨日（6日）裁定3人上訴得直，維持原判的社會服務令或緩刑。
對於終審法院的判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接受《多維新聞》訪問時表示判決結果令人意外，他指出終審法院在判決理據上自相矛盾，對香港法治的鞏固、一國兩制的發展都造成負面影響。
田飛龍認為，受到香港的反對派與國際輿論早前批評香港司法「向左轉」的影響，終審法院這次的判決只是試圖表現出與所謂「普世價值」的一致性。他認為，這與香港法治近幾年來自我威權化甚至政治化的病理狀態有關，需要結構性的調整才能應對《基本法》的需要，而這次的「逆轉性判決」也為內地提供一個反思香港法治的契機。

據了解，「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2016年被控非法集結等罪，分別被判社會服務令及緩刑。律政司其後向高等法院提覆核，上訴庭於2017年8月改判黃之鋒入獄半年、羅冠聰入獄8個月、周永康入獄7個月。3人服刑接近一半刑期時，申請保釋等候上訴獲準。終審法院最終於昨日裁定3人上訴得直，維持原判的社會服務令或緩刑。

多維：你怎麽看終審法院的判決結果？

田飛龍：對判決結果比較意外，由於香港法律界整體上已經對「佔中」的合法性持否定態度，上訴庭最初判了「雙學三子」6至8個月的刑期，應該說與他們行為的危害性大體相稱，甚至還偏輕，但這已經能夠讓他們感受到通過違法的方式煽動集會、追求「公民抗命」，應該付出必要的法律責任和代價。不過，現在終審法院推翻了這一判決，維持原審法院結果，理據上有前後矛盾之處。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一方面承認「雙學三子」衝擊政府總部的行為有暴力成分，以及「公民抗命」不合法。另一方面又說上訴庭的改判不恰當，加大了刑期，前後的法律邏輯有自相矛盾之處。由於終審法院的判決不能僅講究法律制度，還要考慮到終審法院的判決在普通法的體系下還有很強的公共政策效應，法庭在以後處理類似案件時會起到規範指引的作用。因此這次終審法院對「雙學三子」做出這樣一種「逆轉性的判決」，對香港法治的鞏固、對新時代一國兩制的良性發展，都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多維：那是不是意味着，香港今後如果再發生類似「佔中」的行動，包括行動中可能出現的暴力行為，香港各級法院都只能依據終審法院此次的判例來作出判決？

田飛龍：是的。終審法院的判決在普通法制度中具有權威性，下級法院需要參照，而且會對下級法院的法官造成很大的壓力，不太敢做類似上訴庭對「雙學三子」的改判，或提高刑期，否則案件到了終審法院會依據先例推翻。而將來香港司法系統面對類似激進的本土分離運動時，就會像一隻綿羊一樣，形成一種「綿羊法治」的形式，這顯然不是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所預期的，也不是香港法治的正常狀態。

多維：香港方面常常宣稱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透過這次終審法院的判決，我們又該怎麽理解香港法治？

田飛龍：說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其意義在於法治能較好的保障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所架構的秩序，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高度自治，以及基本法下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但隨着香港法治本身權威性的上升，香港法律界出現了一種自我威權化、甚至政治化的傾向。特別是近幾年，隨着「佔中」、政改、本土分離運動的興起，香港法治一直在調整當中，其原來所守護的法治秩序受到衝擊。同時又在自覺不自覺的追隨社會運動中的價值觀導向，鬆動了香港法治的根基。 

由於香港法治出現了自我背叛、自我悖離的傾向，導致其承擔不了在社會運動的壓力之下去維護相對穩定法治秩序的責任與使命，出現了一定的病理狀態，需要進行結構性的反思和調整，才能應對基本法實施的需要，才能重新使法治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個人猜測，這次終審法院之所以做出「逆轉性判決」與兩個因素有關，首先是從2016年全國人大釋法之後，香港司法在處理社會運動類案件方面有一定的調整，或者說有對國家利益、公共安全的考慮，是在向良性方向轉變。

但此舉也刺激和惹惱了香港反對派，而且國際上有聲音批評香港的法治在「向左走」，所以香港的法院可能存在一個比較隱蔽的心理因素，就是「我要向另一個方向調整」，維持香港法治的國際聲譽度與認可度。 另一方面，近期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名「雙學三子」參選諾貝爾和平獎，這代表了國際社會的一種輿論導向。

香港法治在這方面似乎想努力表現與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一致性。當然，這兩點在終審法院的判決書中並沒有明確說出來，但應該說對此次「逆轉性判決」是有潛在影響的。這也提醒我們，香港法治在西方價值與國家利益之間並沒有做好平衡。同時，這也給內地提供了一個反思與重新思考香港法治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