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天津GDP增速墊底　或證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走到盡頭

2017年中國大陸31個省（省級行政區）GDP增速已出爐，貴州、西藏和雲南位列前三甲，並實現兩位數增長。
讓外界大跌眼鏡的是，此前近10年間經濟增速一直在10%以上、位列四大直轄市之一的華北北部港口城市天津以3.6%的增速墊底，且經濟總量上也被後起的直轄市重慶追過，就連並非省會城市的江蘇蘇州亦將實現趕超。
當然，此次經濟失速很大程度上是天津主動「擠水分」所致，但仍然引發廣泛擔憂，天津將要淪為第二個中國東北嗎？

2016年天津GDP增速9.1%，排名全國第四，2017年則以3.6%的增速墊底。對此「斷崖式下降」，外間多將之歸因於此次天津濱海新區的主動擠掉「水分」：繼遼寧經濟數據造假之後，天津亦被曝出GDP數據注水。對於這一「擠水」規模，1月11日一則官方認證的天津廣播微博消息稱：「擠掉水分」後，濱海新區2016年GDP由約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下調為6654億元。這使天津最終GDP止步於1.86萬億元，從而遭遇罕見GDP增速滑坡。

而同樣曾經遭遇GDP「擠水」的遼寧，2017年GDP增速從2016年的-2.5%觸底反彈至4.2%。儘管如此，東北三省GDP增速仍居中國31省後列，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列倒數第4、第5、第6。繼2016年中國兩會期間黑龍江爆發「龍煤事件」之後，2018年年初又被曝出「企業家毛振華炮轟亞布力管委會」以及「雪鄉宰客」事件，因整體營商環境不佳以及人口淨流出， 「投資不過山海關」局面一時難以根本改善。

如今天津GDP增速墊底，在決策層和學界引發其會否成為第二個中國東北的廣泛擔憂。比GDP增速斷崖式下滑更為本質的是，天津似乎遭遇了和中國東北經濟衰退十分類似的誘因。

李鴻忠的苦惱：天津民營經濟規模偏小

對於天津經濟面對的困境，從湖北省委書記調任天津市委書記的李鴻忠曾經坦言，「天津市民營經濟規模偏小、活力不足，影響了全市經濟結構優化、體制機制改革、社會財富增加和群眾收入提高」。

根據Wind統計數據，目前天津板塊的50家A股上市公司中，實際控制人為以個人為代表的民營資本的公司僅19家，佔比不足四成，而民營經濟比重低、規模小、活力不足，主要是受到國有經濟的對經濟資源的壟斷和擠佔。且從經濟結構上來說，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在天津經濟中比例過重，石油、煉化、鋼鐵等產業對GDP的影響很大。重化工業的特點是依靠海量投資驅動增長，無法帶來有效就業，海量投資亦勢必使得單位投資帶來的經濟效益呈逐漸遞減趨勢；加上重化工業企業的發展環境在2017年前後開始面臨重要變化，從而直接導致整個產業鏈條的激盪。

因此，天津經濟數據遭遇滑鐵盧。 以天津港為例，受2017年安全生產、環境整治、汽運煤停運政策等諸多因素影響，公司大宗散貨吞吐量下滑，規模化競爭優勢減弱。特別是為落實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大氣污染防治要求，公司將汽車集疏運煤炭方式調整為火車運輸，打破天津港傳統運輸方式，給公司散雜貨運營造成影響。

中國增長模式之爭

天津GDP增速斷崖式下跌及其海量投資重化工業驅動的經濟模式，在決策層和學界再次引發關於中國選擇何種經濟增長模式的爭論。這一爭論首現於2005年，當時中國正在製定「十一五」計劃。

2005年的中國增長模式之爭的一個重大誘因，源於被中南海和北京市寄予巨大希望的中關村科技園實踐。有著「中國矽谷」之稱的中關村科技園，創始於中國製定「九五」計劃（1996年至2000年）期間，當時中南海決策層意識到，中國經濟要從資源消耗向提升效率的方向轉型，當時官方的提法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

然而，中關村在實踐數年後，雖然名聲很響亮，但是產值和稅收一直上不去。這令北京市政府頗為尷尬。經過了幾輪政策爭論之後，「發展汽車製造業」拯救中關村的觀點勝出，2002年10月中韓合資的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成立。一年後，北京現代實現銷售收入87.7億元，利稅37.1億元，這被官媒稱為「北京模式」和「現代奇蹟」。 加之進入21世紀，中國的城市化提速，而在中國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下，城市化使地方政府手中掌握了價值以數十萬億元計的資源，於是中國各地開始了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建設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造城運動。

有經濟學者指出，上述兩種政府主導的經濟實踐相互激盪，在中國各級政府和學界造成一種理論風潮，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後期的重化工業化階段」。這一理論在中國增長模式的選擇上，主張政府主導、海量投資，經濟和產業趨向「重型化」，掀起「造城運動」和「重化工業化」浪潮。

「重化工業化」增長模式一經提出即遭到了市場經濟派的質疑和反駁。反對者批評，政府主導下的海量投資，因經濟投入成本過高以及投資收益遞減規律起作用，效率低下，且擠佔過多經濟資源又會阻礙和遲滯能夠帶來大量就業的服務業的發展，這樣又會阻礙消費拉動的效率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

論戰的結果，是「重化工業化」在中國各級政府的主導下大行其道。在美國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更是推出了4萬億財政計劃以及10萬億銀行配套貸款，大張旗鼓推行政府主導下的投資刺激；多地地方政府利用產業政策在本地區上馬和扶持重化工業項目。天津今時今日的GDP失速，或是政府主導下的投資拉動經濟這一增長模式走到盡頭的最新例證。 

十九大報告：經濟增長模式進入消費驅動型「新時期」

實際上，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上亦指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這一表述亦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進入「新時期」，即以出口驅動和投資驅動為主轉變為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有分析認為，這也意味著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相應的消費體制機制改革即將提到重要的日程。

中國進入並確立消費增長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得益於三個方面，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了有效供給的增加，即提高了供給與需求的匹配度；二是「互聯網+」 、創新驅動等所帶來的新動能，帶動了有效需求的上升，如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以及分享經濟的興起等；三是減稅、推動居民收入持續增長、低收入群體民生兜底等政策的實施，帶動了企業、居民等總需求的上升，成為消費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根基所在。

十九大報告中亦專門提到，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具體到消費領域，這是對傳統零售的一次重大革新。《中國經濟網》分析認為，未來新興業態如新零售等所帶動的消費必將是「基礎性作用」的重要支撐力量，宏觀政策將進一步培育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尤其是在消費者願意消費、便利消費、創新消費、放心消費、有能力消費等核心問題上進一步釋放積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