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杯酒釋兵權？ 四大誘因造成武警「易主」
武警體制改革昨日（27日）塵埃落定，維持了22年「武警雙重領導」制度也落下帷幕。《多維新聞》分析指出，武警領導制度改革是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軍隊進行全面改革的組成部分，本質上是對地方政府的「杯酒釋兵權」。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武警）早期為1950年成立的「中國人民公安部隊」。現行武警制度形成於1982年，最初由公安部黨組提交申請，經中共中央同意，將解放軍地方內衛任務及其執勤部隊移交給公安部門。上述解放軍部隊與公安部門的武裝、邊防、消防統一組建成「武警」，列公安部序列，受公安部領導。
由於武警混雜解放軍及公安部門的人員，因此自成立之初，武警的管轄權帶有雙重性質。1995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明確指出，武警部隊屬於國務院編制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兩者都享有「指揮權」。
地方各級公安領導均兼任當地武警部隊的第一政委。針對調動武警、人事任免等重要事宜，第一政委、司令員和政委擁有決策權，所以隸屬地方政府的公安領導對武警有直接管轄權。
這次改革後，武警高級領導幹部的任命、經費都歸中央軍委管理。公安單位的領導將不再擔任武警各級部隊的第一政委。過去，省委省政府可以動用1000人的武警部隊執行地方任務，改革後各省政府需先向中央軍委申報兵力，再由中央軍委對武警下達指揮命令。
四個誘因促使武警領導制度改革
《多維新聞》分析指，武警改革的誘因有四。首先是武警被定性為黨的「槍桿子」之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1月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表示，提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出自毛語錄）」的政治原則。武警改革正是貫徹這政治原則。
其二為調整武警參與地方治理的「不當」使用。隨着中國改革的推進，對於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愈來愈高。但過去20年，地方政府在面對維穩、土地、拆遷等社會治理問題時，普遍處理不當，引致民怨爆發，武警被調動去處理這些問題，造成民眾恐慌情緒，激化官民矛盾。
武警改革於是成為中央軍委對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某些官員的「杯酒釋兵權」，讓槍桿子回歸到槍桿子的使命，而非隨意用於普通的社會治理問題上。
其三，武警改革是中共吸取了薄周事件經驗教訓後的政治選擇。2012年2月6日，重慶市前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逃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調動市屬武警部隊赴成都，包圍總領事館欲帶回王立軍。此外，前政治局常委、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落馬前後，海內外曾傳出涉及武警的「京城響槍」傳聞。事件均反映出武警易淪為私人軍隊，這或許成為武警改革的一大誘因。
其四，腐敗導致武警內部需要一次大變革。一方面武警內部腐敗叢生。截止今日，武警系統共有9名高級官員落馬。這些位居高位的武警高級官員背後，是數量更為龐大的一批中低級武警官員，當中或許有許多「帶病提拔」的幹部。
另一方面，過去20年的「雙重領導」制，讓地方武警異化為「無人領導」制。軍隊無暇管轄，政府也只是有事時調動，平時禮讓三分。很多地方的武警系統出現極為嚴重的內部腐敗，宴請的豪奢。
武警在地方上的肆意妄為，武警軍牌車無視交規擾民等事件頻生，甚至成為官不敢惹，民不敢惹的「一霸」。在上述兩種情況之下，武警改革成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