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解讀】西方經濟學讀不懂中國經濟

中共十九大報告演講時間歷時三個多小時，被視為一場訊息量極大、為中國前景釋疑的演說。報告中，習近平將「經濟議題」放到所有具體政策方略的第一位，這既是其政治理念「五位一體」的體現（「五位一體」是習近平在2012年十八大報告的新提法之一，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也表明中共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的重視。若單憑西方經濟學的角度觀察，將無法對中國現時以及未來的發展有透徹認識。

在習近平向2000餘名中共黨代表發表報告後的翌日，年屆69歲的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於10月19日參加了金融系統代表團會議，可能是即將卸任的緣故，一向以靈活策略著稱的周小川在會上顯得更加大膽敢言，說：「如果經濟中的順週期因素太多，使這個週期波動被巨大地放大，在繁榮的時期過於樂觀，也會造成矛盾的積累，到一定時候就會出現所謂『明斯基時刻』，這種瞬間的劇烈調整，是我們要重點防止的。」

周小川這番警告使投資者認為市場將會出現劇烈波動，這一擔憂情緒即日便於全球市場引發連鎖反應。香港恒生指數開盤走高，但下午2時30分起忽然大跌，全日跌逾550點，日圓和黃金等避險資產走高，而在幾日之前，周小川在華盛頓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年會發表演講時指，由於大陸經濟成長動力回升，包含來自家庭部門消費與進出口的快速成長等因素，上半年經濟增長達6.9%，更指下半年有望保7%，一度刺激市場向好，足見今天中國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的「引領作用」。

而在十九大會議召開前夕，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表了一份題為《強大領袖，艱難決定》的全景式分析報告。在報告開頭部分便對中國未來五年作出預期，當中包括：一、經濟政策處於次要位置；二、中國長期以來失控的債務問題將因權力的鞏固而獲得整頓；三、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在2018年降至6%以下。

一方面是中國最高決策者，另一方面是經濟政策的具體執行者，還有代表西方主流觀點的媒體，如果將以上三方的觀點放在一起剖析，便能從中讀出一些「特殊」訊息。

習近平的關鍵詞

在十九大報告中，關於經濟部分總共是2,783個字，約佔整份報告10%，比例並不算低。報告中有兩個關鍵詞，是習近平主要想向外界傳達的，也是與西方經濟理論截然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發展」。細心的話便會發現，儘管習近平在談論經濟，但報告中使用的標題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經濟「發展理念」而非「增長理念」。其次是「供給側改革」，其中提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在研究中國的經濟議題時，很多人因為固有經驗或者知識結構，仍然習慣於從西方的經濟學中尋找理論依據，堅持「無西不經」，即不是西方模式，就不是市場經濟，不是西方的經濟理論，就不是經濟理論的教條思想。而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中，核心就是「增長」，是經濟數據的提高。

但是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共對於經濟的看法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數據，而是基於整個社會和國民利益基礎上的「發展理念」。比如已經成為習近平政策核心部分的扶貧，中國的政治家從來不認為國家經濟的增長，就能掩蓋所有的社會問題，在增長數字背後，仍然有大量貧困人口需要「共同富裕」，這就回到了社會「發展」理念框架之下。

同樣，供給側結構改革提出後，一些人馬上指出改革的理論基礎來自西方的供給學派。為了澄清這種誤解，習近平2015年曾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研討班表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製造負面輿論。」

按供給學派理論而言，增加生產和供給必須通過增加投資和勞動來實現，特別是投資的增加。而投資是儲蓄的轉化，所以產量的增長間接決定於儲蓄量的高低。供給學派還曾經把美國同其他主要經濟體進行對比，證明凡是儲蓄率高的國家，其生產率增長和經濟發展也相對更快。以此得出結論：儲蓄是生產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從十九大報告中可以看出，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絕對不是通過「經濟刺激和投資」，而是通過「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提高供給體系質量」，這就與西方的供給學派有根本的分別。

《經濟學人》的誤解

事實上，西方社會對於中國決策層如何引導經濟這一議題上，一直存在誤解。就以十九大前《經濟學人》所刊發的報告為例，報告把中共中央推動的黨組織、黨紀、反腐等重大事項視為單純的政治行為，而隨着政黨紀律以及執政控制獲得有效集中，十九大的主軸將聚焦在進一步集中政治權力，而與之相對應的便是經濟政策居於次要位置。

然而，這種「政治、經濟」二分法的簡單邏輯似乎存在極大的局限性。作為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中共所奉行的是政治經濟學體系，而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特點便是以「辯證的視角」來看待政治、經濟這兩者的關係。經濟基礎會決定政治的「上層建築」，不過如果沒有政治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也無從談起。

例如在過去五年，習近平推動諸如供給側改革、市場化改革等措施，無一不是以強化市場角色、釋放生產力為主要目的。諸如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户籍制度改革、金融穩定、人民幣市場化等重大改革措施，衍生出諸如自貿區、新興戰略產業規劃、人民幣國際化等具體政策。而在推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又有着政治上的全盤考慮。

作為決定未來五年中共宏觀政策的重要會議，經濟和政治一定是出於同樣重要的考慮，因此簡單的分出「主要、次要」是不恰當的。從過去五年的經驗來看，延續經濟領域的改革仍將是十九大期間的重要目標。通過在經濟領域的制度性改革來降低交易成本，並輔以經濟政策來灌溉經濟增長的新苗，最終帶動經濟領域的轉型升級，也是習近平在政治上做出改革允諾的保證。

因此，單純地通過二分法來區分政治、經濟領域，忽略兩者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恐怕是對中共當前政策的一個誤讀。

此外，針對《經濟學人》提到中國經濟增速將在2018年跌破6%大關一說，作為中國經濟政策具體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的周小川有不同的看法，早前更在IMF與世銀年會演說中提出中國下半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7%。雖然隨之而來的第三季數據僅錄得6.8%增長，但周小川敢於在公開場合如是說，背後恐怕尚存底蘊。

中國經濟增速不會跌破6%

事實上，在今年初，受到外部經濟環境低迷、以及內部因供給側改革而投資放緩的影響，中國經濟呈探底趨勢。據中國社科院預期，2017年中國全年經濟增長率將落在6.8%之譜，這也是自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連續三年維持在7%以下。

不過，在歷經了為期一年的「調整期」後，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正逐漸趨於好轉。據周小川表示：「受惠於外部環境好轉，2017年中國出口表現優於預期，全年貿易盈餘有望超過4,000億美元。」一般預料，在美國經濟持續復蘇的前提下，2018年中國的出口仍將保持旺盛，這將給中國經濟提供有利支撐。

此外，周小川還刻意點名「城鎮化」，作為今後拉動中國內需市場的主要增長動力。據周小川表示：「從不同口徑的測量標準來看，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介於40%至57%之間，這意味着城鎮化率仍舊具有極大的拉動增長潛能。」因此，若能持續透過户籍改革來釋放中國遭到抑制的經濟增長潛能，在未來幾年，憑藉着城鎮化所帶動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以及相關基礎設施需求，中國經濟增速仍能維持在7%的基礎上。

當然，如果西方的經濟學者能夠耐心看完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就會發現，在這樣一份宏觀的報告之後，再試圖用7或6這樣的數字，去解析中國經濟向好或者變壞，只會是一種淺薄的認識。

上文刊載於第83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0月23日）「中共十九大系列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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