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沒麻藥為兒童截肢　中國無國界醫生在加沙：這裏沒英雄

最近，全世界都在關注加沙，在「無國界醫生」組織工作了14年的薛廣建也不例外，他說：「無國界醫生在加沙工作34年，目前的情況是史無前例的。因為通訊中斷，我們無法和前線同事聯繫。當地醫院物資告急，但我們募集的26噸，夠做800台手術的物資，依然在邊境線外等著，送不進去。」

編輯：張雅蘭　編按：倪楚嬌（一条）

無國界醫生，是全球最大的獨立醫療人道救援組織之一。45歲的薛廣建，是其中一員。他曾前往南蘇丹、緬甸、阿富汗等地，在砲火和疫病下，支援他的同事們治療傷患，控制當地災情。

每年，無國界醫生都會派出3000名救援人員在約70個國家服務，至今已有30多位中國內地前線救援人員，在前線救助。薛廣建和我們聊了一下他們的故事：「雖然這個世界真的很不公平，但還是有人願意做些小修小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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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薛廣建的敘述。

加沙已經沒有安全的地方

在2009年加入無國界醫生之前，我曾是一名化學產品的銷售。我大學學的是化學，沒有醫療背景，但一直對公益、救援很有興趣。在我30歲的時候，很偶然，看到無國界醫生的招聘，就投了履歷，加入其中。

我主要的工作是去前線做支持，幫助我的同事們能在更好的環境中完成工作。比如說，去當地做調查，控制當地疫情。和很多人想像中不同，「無國界醫生」裡不光有醫生和護士，其實我們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同事都是非醫療背景。因為日常需要有人做運營，需要有人在前線管理庫房，維護醫院設施，和當地政府部門保持聯繫等等。

最近，我們最關心的就是加沙的情況。我每天上班都會試著透過各種途徑，了解一些前方的消息。我前兩天還和一個中國香港辦公室前線支援計畫的同事通了視訊電話，他跟我說，那邊醫療資源非常缺，前不久，在醫院大門前，有一輛救護車被襲擊炸毀……其實從1989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在加沙工作了。但這次的情況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我甚至覺得這個詞有些太「輕」了，應該說「史無前例」比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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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的情況相對特殊。它是一個狹長地帶，面積大概是中國一個縣城大小，但是有200多萬人口，人口結構很年輕，兒童佔總人口的40%多，目前死傷的大多是兒童。前陣子我們才收到前線一個醫生的消息。他告訴我們，前幾天醫院送來一個9歲的小男孩，因為爆炸物割傷了腿，他必須要做截肢手術。但因為醫院的麻醉藥已經不夠，沒辦法，醫生只給他用了很小劑量的鎮定劑，在沒有麻醉的情況做截肢。因為沒有床位，只能在醫院冷冰冰的地板上做手術。男孩旁邊是他13歲的姐姐，她也受了傷，坐在一旁的輪椅上邊哭邊等，因為這個手術做完，就該到她了。

他們周圍，還有很多人來來往往，有母親托著奄奄一息的孩子哭嚎著跑進醫院的，還有很多受傷的人只能在角落裡坐著，很無助……這只是反映了戰爭的其中一個側面而已。

還有一個前所未見的情況是，我們和加沙前線的醫生也聯絡中斷了。我們在敘利亞、伊拉克都有項目，戰況最激烈的情況下，通訊的手段還是有的。即使是8、90年代，通訊不發達的時候，還有對講機、衛星電話，通訊是有保障的。保持通訊是為了確保前線醫師的安全，他們也需要隨時跟家人報平安。但現在我們也不能保證需要的時候能聯絡他們。

現在，醫療物資也嚴重不足。因為槍傷、開放性傷口其實很難處理，醫生需要充足的醫療物資，像是麻醉藥、鎮定藥、清創的藥物等等。我們有自己的物資管理體系，有專門的工作人員管理倉庫，也會準備專門的救援包，裡面就有手術刀、麻醉藥、清創的材料等等，有需要就直接發到前線。我們之前在加沙有一個倉庫，有一些儲備的醫療物資，當時我們就跟前線的同事說，把能用的物資都用起來，但現在看來，那是遠遠不夠的。

而且想要把物資運送進去也不容易。麻醉藥或一些受管制的藥物，要進去也是要經歷層層手續。這都會耽誤時間。現在我們已經為加沙準備了26噸的物資，包含了一些做外科手術的材料，足夠做800台手術。但遺憾的是，現在這些物資還在埃及這邊等著，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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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目前了解到的情況，現在加沙沒有地方是安全的，家裡不安全、醫院不安全、診所不安全。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開展工作，並非無國界醫生面臨的常態。根據無國界醫生的慣例，一旦發生災難性事件，我們會派遣緊急救援隊伍過去，讓原班人員撤離。這是為了確保前線醫師的安全，也是為了讓他們能有一個休息的機會。因為災難性事件對所有人的衝擊很大，情況突然急轉直下，他們很難應付。緊急救援組裡也有醫療和非醫療人員，但他們相對經驗更豐富，而且從外面進去，心理準備更充分。

因為這次碰到的情況特殊，我們在加沙的國際救援人員11月1日撤離，一支新的國際團隊還在等著進去（至發文時已經進入加沙），至於加沙當地的醫生，有的帶著家人避難，有的依然守在不同的醫院，有的也生死未卜。

中國醫生：放棄穩定，奔赴前線

每年，無國界醫生會派出3000多名救援人員，在約70個國家服務。我們也會在當地招募4萬多名工作人員，一起去救助當地人。我們可能在戰亂地區、也可能在疫病傳染的地方、發生天災的地方工作。在中國內地，目前一共有30多位包括醫生在內的專業人士加入了無國界醫生，他們原本在自己的領域，都是行業骨幹、主治醫生，卻都願意跳脫出自己的舒適圈，做更多事情。

我們有一個醫生叫劉一雲，她原本是上海瑞金醫院重症醫學科的醫生，後來辭職加入我們，2020年，她被派到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參加新冠治療的計畫。當時她所在的那間醫院是比較老舊的，乍看之下可能都看不出來這是醫院，也很缺設備。國內的普通病房，可能都比那邊的ICU設備好。然而，那裡卻是專門收治重症和重症病患的醫院。計畫剛進行第一個月，收進來的每個病人幾乎都是在拖延了兩週，在家或在別的醫院救治無效後才來，重症死亡率是100%。每天早上，值班醫生就會告訴她，昨晚又死了多少人。她也會有自我懷疑的時候，她和我們說：「如果我在和我不在，病人死亡率差不多，那我做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

雖然在醫生前往第一線前，我們會提前做培訓，如何把有限的資源，留給更有救治希望的病人。但新冠病人的危急程度都差不多，選擇救誰、不救誰，只能靠醫生自己判斷。她的壓力非常大。劉醫師講過一件她印象深刻的事，當時的老病房裡只有一台監護儀，但躺著兩個患者，一開始監護儀給其中一個休克病人用，後來另一個呼吸衰竭的病人狀況也開始惡化，沒辦法，只能把儀器拆下來給他用。物資就是這樣緊缺。有時候，醫院連供氧的氣源都會斷，甚至會斷電。碰到病人休克，連最基本的升壓藥都沒有，只能讓家屬臨時去外面買，但買來的藥也是各種各樣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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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的是一邊崩潰，一邊收拾心情，繼續手邊的救治工作，一邊還要給當地醫護人員做訓練。後來，在她和團隊的努力下，當地醫護的救護能力飛快提升，加上物資也一批批送過去，醫院的死亡率，由一開始的100%，然後一直慢慢下降到80%，到她走的時候到了60%，她是很有成就感的。

我還有個好朋友叫趙一凡，他是麻醉醫生，之前到阿富汗前線做救援工作，他當時所在的醫院裡，總共就兩間手術室。環境很簡陋，一個分離式空調，用紫外線消毒，手術裡使用的麻醉監視器和麻醉劑，在國內見都沒看過。

他跟我講過幾件印象深刻的事。當時他救助了一個8、9歲的小女孩，女孩原本跟著爸媽一起參加婚宴，沒想到在婚宴上發生了槍戰，子彈劃開了女孩的腹部。他們當時給女孩緊急做了清創、縫合。她情況慢慢好轉了。但第二天，她又發展出腸瘻，因為傷口始終沒長好，她吃進去的東西沒辦法吸收，但當地也沒有靜脈營養液，所以最後還是沒能治好小女孩。她幾乎是被活活餓死了。趙一凡醫生跟我說，他始終記得當時那個絕望的父親。他也特別難過，因為如果醫療物資夠，這個女孩或許可以活下來。

我感覺，能夠讓醫生在這種環境下堅持下來的原因，就是他們時時刻刻感覺自己被需要。趙醫師就跟我講過，有一次，他申請到一次外出（出於安全考慮，我們的醫生一般不能在街上走），去當地的集市逛一逛，他當時特別驚訝的是，一到那邊，老百姓自發站在路兩邊，對他們夾道歡迎，說：「doctor（醫生），doctor……」趙一凡醫生當時才知道，原來醫生在那裡如此受人尊敬。所以即使環境非常艱苦，他也願意堅持下來。

一般來說，發生戰爭之後，除了人員的傷亡，其實還會發生很多次生的危害。例如有可能因為難民聚集，免疫接種規劃中斷，麻疹、霍亂這樣的傳染病更容易傳播。2007年的時候，我去蘇丹工作，因為當時那裡發生了武裝衝突，近10萬難民逃難，聚集在政府安排的營地。當時的情況是，每100個人，只能共用一個廁所。大部分人只能去露天的地方排泄，廁所裡可以用「糞水橫流」來形容。當時是雨季，大雨很有可能把這些排泄物沖到難民的帳篷裡，造成傳染病的傳播。本來醫療資源就非常緊張，如果這個時候發生疫情，就會加重負擔。

我的工作，就是去支援我們的醫生，去當地進行實地考察，了解具體的情況，和當地人聊天。看看他們上廁所的排隊狀況、如何解決水利衛生的情況……最後我會做一個有數據、有圖片的報告，然後把報告給地方政府或其他相關的機構，我們再一起合作，去改善當地的衛生狀況。報告遞上去了，回國後我也一直掛念著這個事，我非常想知道後來到底改善沒有，有一陣子也睡不著，很焦慮。但我緊接著就要去下一個工作地點，前線的同事工作忙，我也不好一直打擾他們追問。

其實在我們的工作裡，像這樣的「無力感」是一直有的，我只能把我手邊能做的事先做好，期待有個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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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英雄　都是受害者

我們在前線工作，各種各樣的狀況和危險，是層出不窮的。我記得我2016年去阿富汗，有一天凌晨大概一點多，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覺到震動，還有隱約很低沉的聲響。那種聲音對我來說也不陌生，我小時候所在的村子旁邊就是採石場，常常有人用炸藥去開山炸石。所以我知道，是發生爆炸了。因為我們去前線都會收到一個安全簡報，像是遇到攻擊、遇到爆炸怎麼辦？所在地的安全屋在哪裡？所幸當時爆炸地離我們有10公里。那是我離危險最近的一次了。

自然災害有時候也是超乎預期的。2017年在蘇丹工作，就碰到了當地的雨季。雖然我生在廣東，對暴雨不陌生，但非洲平原的大暴雨不是我們能想像出來的。我記得有一次正在工作，天突然全部暗下來，有同事就非常著急地過來通知我們趕緊走。我們收拾完東西，就上車往回開。暴雨傾瀉下來的時候，能見度幾乎是零，路完全就是泥地。兩邊都是村莊，路上很有可能有人，還有一些牛羊牲畜、以及排水溝，可以說到處是潛在的風險。當時我們在車上都特別緊張，平常大家都說說笑笑的，那天所有人都緊緊抓著車裡的扶手，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我現在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的。

除了這些危險，很多醫生還會面臨很大的心理創傷。很多他們經歷過的事，只會默默放在心裡，平常在飯桌上，他們從來不會說的。只有面對心理醫生，才會說出來。所以在救援人員出發前，我們會告訴他們，我們有精神健康支持網絡，讓他們知道有需要可以向誰求助。

我記得有一個醫生曾經講過，他在阿富汗工作的時候，有一天救護車送來一個受了槍傷的孕婦，醫生發現子彈已經直接進入了胎兒的體內。他們把死嬰取了出來，那家人就回家為嬰兒舉辦葬禮，但沒想到，舉辦葬禮的時候，又發生了槍擊事件，葬禮也被迫中斷了。以這個小生命來說，他還來不及看一眼這個世界，就過世了。在戰亂地區，一個生命從出生到墳墓，都不得安寧。很讓人心痛。對前線的醫生來說，幾乎每天都會聽到或親眼見到類似的故事，感受那種殘酷。在戰爭災害之下，沒有英雄，其實大家都是受害者。

很多時候，我們透過新聞或媒體看到的戰爭或衝突，也是不全面的。我去過很多衝突地區，戰爭不光會衝擊當地的醫療體系，其實對人們的生活、價值觀、心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我們沒辦法解決所有問題，很多時候都是無能為力的。我第一次去南蘇丹是2011年，當時那裡還處於比較和平的階段，當地的農業、畜牧業也有進行，第二次是2015年，那時已經有內部衝突，糧食生產中斷，老百姓在糧食播種的季節就沒能播種，來年就沒有收成，物價上漲，兒童營養不良數量飆升。

對人們的心態影響也很大，2011年，那時候很多本地的同事還是很積極的，他們有的特地從國外回來，覺得能建設自己的祖國，會跟我聊未來定居的想法，希望子女也能學醫。後來我再去，他們的精神狀態都是很低迷的，你能很明顯地感覺到，他們眼睛裡沒有光了，希望能找一個和平的環境，生活下去就行了。

有一次，我在南蘇丹的路上走，看到路邊有一架被擊落的飛機，飛機引擎都還在，有好幾個小孩子就在飛機殘骸裡鑽來鑽去地玩，看起來很開心的樣子，他們的童年，就是在這樣的戰爭環境裡度過的，他們沒有其他的想像，那些殘骸就是他們的「樂園」。其實那種景像是很殘酷的。我還看到路邊堆放成山的垃圾，裡面有很多塑膠瓶、飲料罐，它們都在跟垃圾一起燒，沒有人在乎。我記得我小的時候，那些塑膠瓶易拉罐都算是資源，是可以拿去賣錢的，但這裡不是。包括飛機殘骸，這些資源，在飽受戰爭摧殘的地區，就成了垃圾。

在戰爭裡，當地人已經沒有條件和機會，去建立生活的長遠目標，也沒辦法建立起工業體系，至於未來，更是無從談起。戰爭發生後，當地會有大批的難民，他們除了在當地尋找庇護所，大部分人還是想離開當地，所以也有了大量的移民。在非洲、中東、歐洲地中海附近，我們都有很多和移民、難民相關的項目。之前我們可能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說他們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他們可能是為了賺錢而移民，或許原因各不相同，但我覺得，他們首先是想要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去生活。

我的同事救助過很多移民和難民，他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些人的堅定和堅決。移民的路動輒幾十公里，一路上不光考慮基本的生存物資，還要考慮怎麼不搶劫。當時在南美洲，我們救助了很多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我們也會問，這條移民的路這麼多危險，你們要怎麼保護自己？她們就說，出發前會帶一些保險套放在行李裡。這也意味著，這些風險不是未知的，而是她們已知的，明明清楚這些風險，依然會堅定地踏上這條路。這都不是個案。但作為醫生來講，我們沒辦法阻止她們選擇這條路，只能給她們一些醫療幫助，以及心理健康的支持。

其實我讀大學的時候，當時對從事公益事業是有著一腔熱情的。但是工作這麼多年後，無力感和焦慮感會越來越強。我慢慢發現，這個世界的確非常不公平。不過還好有些人，願意為這個不公平的世界做些「小修小補」的工作，為什麼是小修小補？這幾年我們也看到了，氣候變遷、衝突都越來越頻繁，無論作為個體或組織，我們能做的始終很有限。你就算很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結果。

所以如何面對那種無力感？ 我只能不去想更多，努力把眼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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