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亞運會背後不為人知的兩個關鍵權力轉折
2023年9月23日，第19屆亞運會正式開幕。從北京到廣州再到杭州，亞運會第三次來到中國。作為亞洲最盛大的運動賽事，亞運承擔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背後也有著複雜的政治歷史遊戲。
本文以2 0世紀初的「遠東運動會」為起點，回顧亞運會的「前世今生」，揭示在體育賽場內外亞洲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二戰結束後，接納更多成員數量的「亞運會聯合會」（亞奧理事會前身）正式成立，亞運會也承擔起「反殖民主義」、「泛亞主義」等特殊意義。隨著亞運的獨立性不斷增強，其逐漸擺脫西方邏輯的影響。不過，亞運仍是計劃申辦奧運的國家的「練兵場」。對於50年代末期的日本、70年代的伊朗、80年代的韓國和90年代的中國而言，亞運會都是向國際奧委會證明自己有能力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機會。如果亞運會能夠繼續預示未來二十年奧運的舉辦地，那麼西亞或印尼可能是合理的猜測。
作者指出，亞運會在70至80年代經歷了兩個最關鍵的轉捩點： 1974年亞運會開始將新中國納入其中，以及1982年亞奧理事會的成立。如今亞運會場內外的權力結構，正是在這段時期建立起來的。目前，亞洲體育政治很大程度上是東亞（尤其是中國）的政治和體育實力與西亞（阿拉伯國家）的財政和機構實力的融合。在亞運的環境中，這兩個政治力量都找到了可以擴大影響力的沃土。
【本文轉載自「文化縱橫」】
更好、更大、更難——在複雜政治環境中崛起的亞運會
亞運會於1951年首次在印度新德里舉行，是亞洲大陸最負盛名的大型綜合運動會。上一屆亞運會於2018年在雅加達和巴倫邦（印尼）舉行，共有創紀錄的11,300名選手參加40個項目的比賽。
在亞運會賽場上，運動員不僅參與奧運項目的核心運動，也在卡巴迪或武術等亞洲大陸傳統運動中競爭。亞運會的體育項目如此豐富多彩，不僅顯示亞運會與奧林匹克運動的密切關係，同時也展示亞洲豐富多彩的體育傳統。
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是亞洲大陸的體育管理機構，也是奧林匹克運動中最大的大陸體育組織，自1982年成立以來一直負責監督亞運會的主辦工作。在此之前，亞運會是在亞運會聯合會的主持下舉辦的；亞運會聯合會解散後，亞運會在奧林匹克運動中更好地代表了亞洲國家。
亞運的歷史並非一帆風順，政治紛爭一度影響亞運會的組織工作。亞運會的初衷是促進「泛亞主義」（pan-Asianism）。儘管亞運會的組織者常以「大洲團結」為口號，但國家衝突卻將泛亞思想和國際主義推向幕後。
本文對比亞運會的願景與其政治格局，梳理亞運會轉型的五個階段，其中20世紀70和80年代是重點：
第一階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亞運會的前身是遠東運動會（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FECG），受到亞洲國家強烈的「西方化」願望的影響。
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創辦亞運會的目的是展現和爭取亞洲團結。
第三階段： 1974年在德黑蘭舉行的亞運會調整了基本構想，新中國的加入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崛起，重塑了亞洲體育的權力結構。
第四階段：亞奧理事會機構的建立使新的權力關係得以確立，並為各成員追求不同的國家利益提供可能。
第五階段：在今天擴大版的亞洲運動中，現有的權力結構依然明顯，但亞洲大陸的國際主義努力進一步削弱。
亞洲洲際綜合運動賽事的起源
二十世紀初，法國的顧拜旦創立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對在亞洲大陸舉辦大型綜合運動會產生重大影響。和解、互助與和平努力是顧拜旦國際主義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對奧林匹克運動的全球期望。雖然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組織和參與最初只是西方的事情，但到二十世紀初，顧拜旦試圖將他的計劃擴展到亞洲。例如，1909年，顧拜旦拉攏日本的嘉納治五郎（Kano Jigoro）成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的首位亞洲成員。
一些學者指出，顧拜旦認為西方人應該為亞洲「種族」提供家長式的指導，這樣亞洲人才能與文明程度較高的西方「優等」民族競爭。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顧拜旦與十九世紀將現代體育帶到亞洲的傳教士們有著相同的觀念。
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在這方面的影響尤其突出。基督教青年會在菲律賓的秘書長、美國人布朗（Elwood S. Brown），是發起亞洲第一個大型國際體育活動——1913年「遠東奧林匹克運動會」 （兩年後更名為「遠東運動會」）的關鍵人物。
遠東奧林匹克運動會成為現代奧運的第一個地區性代表。在1913年的首屆比賽中，來自菲律賓、日本和中國的選手參加了比賽。遠東運動會成立之初，就有人堅信基督教青年會和顧拜旦的國際主義計劃會成功。在美國價值觀的強烈影響下，人們希望把東亞社會提升到西方文明的更高標準。在這種願望的驅使下，面對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政治緊張局勢，亞洲人民會團結在一起。
可見，亞洲綜合運動賽事的國際主義目標，在創立之初就已存在，並且延續至一戰後以國際聯盟思想為標誌的國際主義時期。直到1934年解散前，東亞體育總會一直是西方體育在東亞傳播的重要立場。
然而，我們不僅可以在遠東運動會中發現國際主義的起源，還可以發現民族主義和泛亞情緒的相互連結。這些情緒後來對亞運產生了強烈影響。遠東運動會不僅促進了中國、日本和菲律賓的國家建設進程，進而引導了反殖民主義，也激發了反對西方國際主義的想法。
到20世紀20年代末，亞洲體育官員愈來愈多地主導遠東運動會的組織工作，並透過這場體育盛事促進「泛亞主義」的崛起。此外，1934年在印度德里首次舉辦的、也是唯一的西亞運動會（Western Asiatic Games），也誕生於相似背景：該運動會由印度體育官員創辦的，他們此時已基本從英國殖民者手中接管了體育的組織工作。
不過，參加遠東運動會和西亞運動會的各國絕非異口同聲。相反，政治格局（特別是日本的帝國主義利益），對在亞洲大陸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國際主義目標提出了挑戰。正是日本在1931年侵略中國，才最終導致1934年後遠東運動會的取消。當時中日兩國在中國東北滿洲地區運動員代表權議題上產生爭執。事實上，最早的遠東運動會上就已出現民族之爭，並且推動了各國民族認同的建立。
亞洲早期大型體育賽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影響，但西方殖民者與亞洲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大陸衝突以及泛亞情緒的出現，早在亞運會創立之前就已經塑造了亞洲體育的格局。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去殖民化時期，這些主題再次凸顯，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一屆亞運：平衡泛亞願景與國家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日本戰敗，1945年《波茨坦公告》結束各國對亞洲大陸的殖民要求；許多亞洲國家都獲得獨立，開始在大陸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
在1947年的亞洲關係會議上，亞洲的政治家們為維護亞洲統一和實現亞洲各國和平共處做出了努力。許多曾經反對殖民主義的新獨立國家領導人參加了這次會議，希望能建立一個統一的亞洲。他們聆聽了古魯·杜特·松迪（Guru Dutt Sondhi）和其他許多人的發言。松迪是印度國家體育領導人和國際奧委會委員，曾在1934年世界運動會的組織工作中發揮領導作用，他在會議上提出了為整個印度大陸舉辦亞運會的想法。
許多與會者對松迪的想法表示贊同，於是他繼續向地區體育領導人以及在1948年奧運會上宣傳他的想法。一年後的1949年，松迪發起成立亞洲運動會聯合會（簡稱「亞運會聯合會」，Asian Games Federation/AGF），負責監督未來亞運會的組織工作，並決定從1951年起每四年舉辦一次亞運會。亞運聯合會並沒有常設辦公室，領導階層也從一個主辦國換到另一個主辦國。此時，亞洲關係會議與亞運會之間的聯繫也值得注意，因為這暗示了舉辦亞運會是出於政治而非體育方面的願望。
印度率先成立亞運會和組織委員會，作為亞洲關係會議實現亞洲團結願景的延伸。亞運會採用先前遠東運動會的國際主義模式，但在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向整個亞洲大陸開放。
1951年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第一屆亞運會，被認為是展示亞洲和解的成功。儘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犯下嚴重惡行，但仍被接納亞運會接納了。日本運動員和平地參加了比賽，在獎牌榜上領先其他十個參賽國。
此後，在菲律賓（1954年）和日本（1958年）舉行的第二屆和第三屆亞運會，也把展示和平的國際主義作為重要目標。這兩個國家和之前的印度一樣，舉辦亞運都有本國的政治目標。例如，日本將亞運視為說服國際奧委會授予1964年舉辦奧運的手段。的確，他們成功地實現了這個目標，東京也因此成為亞洲第一個舉辦奧運的城市。二次大戰後亞洲綜合運動會的復興，正是維護泛亞主義、促進亞洲大陸地區認同與合作的有效手段。
儘管如此，亞運會也反映各國之間的緊張政治局勢。松迪將整個亞洲大陸納入亞運的願景，帶來文化差異的挑戰。亞運會聯合會的報告中曾提到，一些地區對穆斯林國家的偏見，促使這些國家打算舉辦自己的穆斯林運動會。此外，由於與印度的政治衝突，越南和巴基斯坦都拒絕參加首屆亞運會。日本被允許參加亞運會，也導致1949年至1951年間的亞運會聯合會爆發多次政治辯論。
在1962年的印尼雅加達亞運會上，團結運動政治與民族主義願望達到高峰。印尼總統蘇加諾將亞運視為一種手段，透過打破既有勢力和推動「不結盟運動」來開啟新的世界秩序。因此，印尼不像以往的亞運會那樣提倡泛亞主義，而是試圖透過舉辦亞運會，將前殖民地世界的崛起，推向亞洲大陸以外的地區。
印尼的非西方言論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賽事的組織，矛頭直指美國的亞洲盟友。此外，印尼主辦單位駁斥亞運會聯合會「和稀泥」的立場，沒有邀請中國台灣地區和以色列參加雅加達亞運會。松迪對此提出強烈抗議，但沒有成功。
1962年亞運如期舉行，但卻導致印尼最終被排除在國際奧委會之外。作為回應，印尼於1963年成立新興力量運動會（Games of the Newly Emerging Forces，GANEFO）。新興力量運動會於1966年消失，而這種「另類「嘗試的失敗，也顯示在一段時間內，亞洲精英運動還是需要依賴奧林匹克運動及其亞洲分支——亞運會。
繼1962年亞運會被強烈政治化之後，1966年和1970年亞運會又將共產主義國家排除在外。這也意味著，在舉辦亞運的過程中，反西方的泛亞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再次缺席。取而代之的是，亞運的重心再次變成各國之間的和平共處。
然而，1974年第七屆亞運會在伊朗德黑蘭舉行，這是在西亞舉行的第一屆亞運會，標誌著該地區進入亞洲大陸的體育政治舞台。此後，由於新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的再次參與，亞洲精英運動的權力結構也得以重塑。
第七屆亞運會的持久影響
在1968年的理事會會議上，亞運會聯合會將第七屆亞運會的舉辦權授予伊朗德黑蘭。伊朗革命之後，伊朗領袖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實現伊朗社會的現代化，大力推動伊朗從西方獲得政治獨立。1970年代初，伊朗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印度洋地區。亞運會在這項策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它旨在進一步鞏固巴列維的國家和區域政治目標。
因此，就像1962年一樣，亞運的政治平衡再次被打破。然而，與十二年前在印尼所表現出來的反西方主義不同，1974年亞運會打破亞洲大陸內部的政治格局，也開創了亞洲體育運動權力關係的新紀元。
就伊朗國內的目標而言，亞運會是成功的：規模更大（首次超過3000名運動員和200多個比賽項目），組織良好，伊朗運動員在比賽中取得成功。不過，本屆亞運會的真正影響來自於國際層面，並從長遠角度改變了亞運會的政治格局：在創紀錄的25個參賽國中，包括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蒙古、朝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威特和伊拉克也是首次參賽。毫無疑問，新中國在1974年亞運會上的首次亮相，對此後幾十年亞洲的體育政治格局產生了最持久的影響。
伊朗主辦單位在確保新中國參加亞運的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且被低估的角色。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伊朗國王希望加強伊朗的政治地位，並與新中國合作，使伊朗在蘇聯和美國面前處於有利地位。中國也有類似訴求，因此希望與伊朗建立政治聯盟。伊朗也認為，透過支持解決「中國問題」，可能會促進其未來舉辦奧運會的目標。因此，1970年至1974年間主持工作的伊朗官員，力促與新中國的關係； 1973年11月，中國台灣地區的亞運會資格，被正式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
伊朗和中國的體育官員明確表態：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談不上亞洲體育運動；西方領導的組織，如國際奧委會或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IFs） ，不應該對亞洲體育組織的決策指手畫腳。國際奧委會採納了上述觀點，並沒有撤銷對伊朗的贊助。
此外，伊朗也要求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承認中國，因為只有得到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承認，中國運動員才能參加亞運會的單項比賽。結果，許多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取消對中國台灣地區的支持，並接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自此，伊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建立了強大的體育政治紐帶，並在未來幾年影響亞運會政治。
在伊朗的領導下，更多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反對以色列參加亞運會。中國也與阿拉伯國家站在了一起。在當時的亞運會上，阿拉伯國家、巴基斯坦、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北韓在亞運會上沒有與以色列在足球、籃球和網球項目上競爭。一些國家的運動員在亞運會期間也拒絕與以色列選手握手和接觸。
此後，亞運聯合會在1976年更進一步，提出將以色列排除在1978年泰國曼谷亞運會之外。亞運會聯合會指出，由於以色列運動員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遭到恐怖襲擊，此後對其安保費用過於高昂，因此建議以色列主動不參加下屆亞運會；若以色列不遵守決議，亞運會聯合會將暫時中止其成員資格。1974年之後，以色列再也沒有參加過亞運會。
自此，透過亞運一統亞洲大陸的野心宣告失敗，但亞洲體育政治的兩大推動力量，也正式回歸。
在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亞運會聯合會的問題時，1974年亞運會組委會秘書長哈桑·拉蘇利（Hassan Rassouli）旗幟鮮明地發出質問：「那些自封的偉大國家是誰？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是誰？他們憑什麼坐在這裏對我們的命運指手畫腳？先生們，我們是我們命運的主人，我們必須決定我們在亞洲體育方面的命運，而不受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或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支配「。
與1962年對印尼發出禁令不同，這次國際奧委會順應歷史潮流，並未對亞運會聯合會做進一步的干涉。顯然，國際奧委會並非簡單的「息事寧人」，而是其對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亞洲新形勢有所判斷。這也為此後亞運會聯合會的製度改革埋下伏筆。
新組織，新時代
為1978年亞運會尋找主辦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中經歷了各種曲折。最初，亞運會聯合會將主辦權授予了新加坡，但該國遇到財政問題，於是由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取而代之。然而，由於缺乏體育基礎設施，巴基斯坦將主辦權拱手相讓。1976年，泰國提議由曾在1970年擔任替補主辦地點的曼谷市繼續舉辦本屆亞運會。
不過，泰國體育官員在提案中附加了一個條件。他們要求各成員國為亞運提供資金。此前，泰國已主辦1966年和1970年的亞運會，政府無法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最終，14個國家同意提供財政捐助，為賽事的組織工作捐贈了約250萬美元。泰國政府無須進行財政投資，亞運會在 1978年得以舉行。
在本屆亞運會上，中國首次在獎牌榜上向日本發起挑戰，展現中國作為亞洲大陸新興運動強國的地位。此後歷屆亞運會上，中國都在獎牌榜上名列前茅。
挽救1978年亞運會的成功嘗試，對亞洲的體育政治格局產生兩大影響，並進一步凸顯不斷變化的權力格局。
首先，亞運會聯合會捐款總額的一半以上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近85萬美元）和科威特（50萬美元）。卡達、伊朗和伊拉克也提供了捐款。因此，1978年亞運會的財政模式，讓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展現了其經濟實力和投資體育的意願。
其次，在組織大型體育賽事日益專業化的環境下，尋找東道主的困難，凸顯亞運會聯合會的局限性——沒有常設辦公室，只能專注某次亞運會的舉辦。此時，日本、韓國和中國都雄心勃勃地希望成為全球體育運動的參與者，小國也需要一個更好的組織來確保經費來源，因此各方都在考慮建立一個新的洲際代表組織。
1982年，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簡稱「亞奧理事會」，Olympic Council of Asia/OCA）正式成立，取代了亞運會聯合會，成為亞洲大陸的體育管理機構。來自阿拉伯國家的代表，在這過程中起了帶頭作用，並迅速掌握新組織的權力。印度是1982年新德里亞運會的主辦國，因此主持了當時亞運會聯合會的工作。科威特酋長法赫德·艾哈邁德·賈比爾·薩巴赫（Sheikh Fahd Al-AhmadAl-JaberAl-Sabah）向印度提供1500萬美元的巨額捐款，1982年新德里亞運會的體育場館資金得以落實。
薩巴赫也承諾，如果亞奧理事會總部落戶科威特，他還能為其提供贊助，並滿足東亞國家在奧林匹克運動中擁有更多代表權的要求。阿拉伯國家率先支持中國加入亞運會聯合會，中國也支持科威特作為亞奧理事會總部，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則自然站在薩巴赫這邊。最終，在1982年11月亞奧理事會正式成立時，薩巴赫被選為亞奧理事會首任主席。該組織的永久總部設在科威特。
此後，阿拉伯國家成功地勸說以色列退出亞運會聯合會，而他們對成立亞奧理事會的支持，讓上述決議得以延續。1986年，亞奧理事會接納巴勒斯坦為正式成員，繼續推行由阿拉伯主導的中東政策。巴勒斯坦運動員首次參加1990年亞運會，並在此後參加了歷屆亞運會。
在亞奧理事會成立之前，1986年的亞運會已由韓國首都漢城獲得，但下一屆亞運會主辦國的選擇，再次受到70年代政治發展的影響。日本廣島和中國北京市同時申辦1990年亞運會。兩個申辦委員會的代表，無法就折衷方案達成協議。由於阿拉伯地區與中國早在1974年德黑蘭亞運會上就有合作基礎，北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亞奧理事會成員投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辦1990年亞運會，而廣島最終成為1994年亞運會的主辦地。
亞奧理事會是海灣阿拉伯國家有影響力的體育領導人進入奧林匹克運動的途徑。1981年，薩巴赫成為國際奧委會成員，隨後其他國家也迅速加入。當時該地區還不具備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條件，直到2006年，卡達多哈才成為海灣地區第一個舉辦亞運會的城市，也是（繼1974年的德黑蘭之後）西亞第二個舉辦亞運會的城市。
在亞奧理事會成立後的二十年裡，海灣阿拉伯國家滿足於讓亞洲體育強國中國（1990年）、日本（1994年）和韓國（1986年和2002年）主辦亞運會。從此，亞運會也作為一項重大賽事，旨在向國際觀眾和國際奧委會展示這些國家已經做好了舉辦奧運的準備。此後，中日韓三國都在1988年至2008年間舉辦過一次奧運會，並在2018年（韓國）、2020年（日本）和2022年（中國）再次舉辦夏季或冬季奧運會。
國家政治雄心不僅滲透到體育政治層面，也持續影響賽事的舉辦。例如，韓國在主辦1986年亞運會時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以北韓為首的共產國家抵制，汶萊、緬甸和敘利亞也加入抵制行列。1986年亞運會開幕式前幾天，傳言有特工在首爾金浦國際機場引爆炸彈。總之，在亞奧理事會成立後，亞運會的命運從此改變，國家（部分是個人）利益顯得更加突出。
然而，就規模而言，亞運會本身在這段時期已成為亞洲大陸的大型活動。1986年、1990年和1994年亞運會的參賽人數大幅增加。在漢城、廣島和北京舉行的三屆亞運會的參賽人數，都超過以往各屆亞運會的總和。同時，國際運動的職業化和商業化也反映在亞運會的組織上，而亞運的國際主義目標似乎又被減弱。
亞運擴圈和當前問題
在機構層面，政治地盤爭奪戰延續到了1990年代初。亞奧理事會主席薩巴赫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間去世，阿拉伯國家希望由他的兒子小薩巴赫（Sheikh Ahmad Al-Fahd Al-Sabah Jr.）接替他。南亞和東亞國家反對這項政治舉動，中國則推舉體育官員、國際奧委會委員何振梁。何振梁曾是競選的熱門人選，但最後退出主席競選，爭取阿拉伯國家對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的支持。
小薩巴赫的當選對亞洲的體育賽事格局有廣泛影響，1991年底，中國、日本、韓國、蒙古、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聯合發起成立東亞運動會協會，以組織東亞運動會（East Asian Games）。第一屆東亞運動會於1993年在上海舉行。
1991年蘇聯解體，進一步擴大了亞洲的奧運運動。1994年亞運會上，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首次參賽。最終，來自40多個國家的運動員參加比賽。2018年印尼雅加達和帕勒姆邦亞運會上，共有11,300名運動員參賽。
隨著文化多樣性的增加和會員國規模的擴大，展現亞洲統一性的初衷，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加難以實現。近幾十年來，長期無法成為東道主的國家也在調整定位，試圖申辦亞運會。例如，隨著經濟和政治重要性的提升，印度可能會提高其作為亞運主辦國的期望值，並為申奧做準備。自1982年以來，印度從未主辦亞運會。
然而，文化上緊密相連的國家之間，也可能出現政治分歧。如上所述，2006年亞運會意義重大，因為這是自1974年以來亞運會首次回到西亞舉辦。多哈的組織者利用亞運的舞台，宣傳阿拉伯傳統，並將卡達打造成卓越的運動中心，體現其在歐亞大陸和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政治角色。經過激烈的競標戰後，卡達與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競標對手達成協議，該賽事將於2030年重返杜哈。小薩巴赫也提議，由利雅德承辦2034年亞運會，從而解決了這場爭端。
小薩巴赫從擔任亞奧理事會主席和領導亞運開始，在其近三十年的掌舵生涯中，已躍升為全球體育界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1992年，他接替父親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2012年當選為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Association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ANOC）主席，同年成為國際奧委會旗下奧林匹克團結委員會主席。
評論家甚至認為，小薩巴赫是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成功競選的關鍵人物。然而，2012年底，小薩巴赫在其祖國科威特被判犯有偽造罪，並被刑事法庭判處監禁。他自行退出了國際奧委會和亞奧理事會的所有活動，但從未來的亞運會主辦國公告中可以看出，在面臨調查期間，他仍然非常活躍。
在西方世界，2018年亞運會受到廣泛關注，因為這是首個將電競作為獎牌項目的大型運動賽事。無論各界支持或反對，亞奧理事會的決定都是對電競產業在亞洲崛起的回應。在2023年的中國杭州亞運會上，電競也將首次作為官方獎牌項目亮相，並在八種不同的遊戲中進行八項比賽。鑑於電競活動在亞洲大陸的蓬勃發展，亞奧理事會接納電競的舉動似乎是合理的。這同樣也是一個跡象，表明其有意對正在出現的競技新變化做出回應，而無需等待國際奧委會就此事做出「正式」決定。
結語
亞運會是亞洲最盛大的體育賽事。毫無疑問，在過去幾十年裡，亞運在文化和經濟方面都有重大意義。隨著亞運的獨立性和相關性不斷增強，亞運會也成為政治決策的場域，逐漸擺脫了西方邏輯的影響。
不過，亞運但仍被視為計劃申辦奧運的國家的「練兵場」。對於50年代末期的日本、70年代的伊朗、80年代的韓國和90年代的中國而言，亞運會都是向國際奧委會證明自己有能力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機會。除了伊朗因革命而不得不撤回申辦之外，這些嘗試都被證明是成功的。如果亞運會能夠繼續預示未來二十年奧運的舉辦地，那麼西亞或印尼可能是合理的猜測。
綜觀亞運會歷史，兩個關鍵轉折點出現在70至80年代：1974年亞運會開始將中國納入其中，以及1982年亞奧理事會的成立。目前亞運會場內外的權力結構，就是在這段時期建立起來的。如今，亞洲體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東亞（尤其是中國）的政治和體育實力與西亞的財政和機構實力的融合。在亞運的環境中，這兩個政治力量都找到了可以擴大影響力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