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車企成長之路：老學長拿著圖紙走一路哭一路

汽車是一個國家工業綜合能力的衡量標準，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大量長期關注中國自主創新、關注中國汽車工業的人在2022年至2023年見證這一系列事件時，毫無疑問是心潮澎湃的。因為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採用「市場換技術」戰略以來，長期沒有自主品牌能夠在銷售排行榜上拔得頭籌，甚至自主品牌的汽車企業長期都被消費者認為是主要靠低價來謀生存的邊緣廠商。甚至於轎車產業中，很多合資企業生產的引進車型長期主導中國國內市場的記憶似乎並不遙遠。

不過自2018年貿易戰以來，美國單方面的實際科技「脫鉤」嚴重扭曲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外部發展環境，且這一局面很可能短期內不會有實質性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大量高新技術企業無法依靠國際分工、透過貿易從國外獲得技術產品與服務，關鍵技術更面臨「卡脖子」和供應鏈「斷供」的困境。

長期關注中國工業發展和技術創新的學者、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封凱棟，在他的《潮起》一書中，以一個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視角，講述了中國在工業領域自主創新過程中的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在談到中國工程技術人力資源的重新估值時，封凱棟教授指出，近年來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數量和價值都有了顯著提升。這是因為中國工業的發展帶動了更多工程技術崗位的產生，而年輕一代工程師們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得到了市場的認可。同時，他也強調了新型舉國體制在解決關鍵技術瓶頸問題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和市場在構建創新共同體中的不同角色。

中國上半年汽車出口首超日本　躍居世界首位　新能源車成主力軍？

以下是訪談實錄：

記者：您在書中多次提到「工程師紅利」，也提到自己大四時在廣東佛山的一段工廠實習經歷，同齡工友們糟糕的境遇曾讓您「崩潰」，促使您拋開了機械工程，轉向學習公共政策，研究中國工業和工業政策。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您有再去過當年實習的工廠，或當地的同類工廠考察過嗎？您認為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力資源，得到了重新估值嗎？

封凱棟：我的確沒有機會再回到佛山鑄造廠去看，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去的。

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被重新估值，這一點是非常突出的。我原來是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2020年，我曾問了一下全期120位同學，只有20人有機會、並且願意從事機械工程相關行業，其他大部分都轉行了。這一方面是個人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缺少能夠發揮自身價值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管理、運營類崗位。

當時，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企業和工程業務非常少，所以同學們大部分都難以找到發展空間，但後來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由於中國工業本身的發展，更多工程技術類的崗位被創造出來，中國年輕人能擁有更多選擇空間，青年們不僅能實現自我價值，他們在市場上的估值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當然，因為金融、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一般製造業工人肯定會面臨更大的壓力，這是每一個快速工業化的國家都面臨的現象，包括中國，例如2008年前後曾出現的用工荒，或者現在的招工難。

但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用工成本上升，本身就意味著工資水準的上升。隨著中國工業的發展，新一代青年人擁有更多選擇之後，對供職的企業、雇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反映了他們擁有更多的選擇空間，自身的價值得到市場的認可。

記者：您表示渴望寫一本基於您對科學家、工程師、工人和企業管理者等群體個人訪談的書，講述我國在自主創新過程中，許多受訪者催人淚下、令人振奮和感動的故事。能不能選幾個先在這裡給我們講一講？

封凱棟：首先我寫這本書，其實還是想刻劃一個時代，告訴今天的年輕人，中國工業是怎麼樣一步步發展過來的。所以這是一個全向性的刻畫，而不是為個別的企業或企業家立傳。

當然我在訪談過程當中，也遇到過非常多感動的人和事。

比如說最近我又回到了一家安徽的汽車企業，見到了當初的一些老朋友，其中有一位也是我的老學長，他是清華大學學工程的，80年代的碩士生，最初在一個軍工口的汽車廠工作，後來被動員到了安徽，去建設新的汽車廠。

當時他們的新產品開始組裝生產，非常困難，因為中國的汽車工業主要都是由合資企業主導，本土供應商都為跨國公司服務，尤其是高水準供應商，他們不太願意為新興的自主品牌供貨。

一方面，他們接受的是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看不起這些不知從哪來的企業，另一方面，如果為這些新興企業服務，也會得罪跨國公司，與此同時，他們也很懷疑這些新企業是否能夠保證長期穩定的訂單。所以當時我的這位老學長，據說是抱著他們自己的零部件設計圖紙，全國上下拼命地走訪各個不同的供應商，大部分時間都被人拒之門外。

有的時候人家礙於各種情面，比如說朋友介紹、校友關係、以前有合作關係，予以了簡單接待，但大部分時間都是拒絕的。據他所說，當時是抱著圖紙走了一路，也哭了一路，然而不管怎麼樣，後來他們還是很頑強地解決了問題。

當然我相信，隨著中國汽車工業、機械工業發展起來之後，本土的供應體系已經發展得非常充分，任何一個想要在中國搞創業，不管是做整車還是做電子產品，不會找不到相應的供應商。

可以說正是由於這些企業的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本土的供應面貌，使得中國的自主創新擁有了更好的土壤。這也是由他們那一代先驅者所開拓出的局面，但很不幸的是，此次去沒有能見到老學長，因為他在2019年已經去世了，這是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記者：我能想到的例子是柳傳志和倪光南關於「技工貿」和「貿工技」的著名爭論，再比如波音現在出現了很多問題，他們過去是工程師主導企業文化，後來，商學院出身的企業管理者獲得了主導權，導致一些衰落。

封凱棟：您說得非常對，其實這是個普遍現象，並不是說企業發展就只有動員工程技術人員這一條路，動員哪部分、戰略資源由哪部分主導，就意味著企業會發展出哪些特徵和能力。

舉例來說，矽谷在美國經濟體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意味著美國在資訊技術領域強調高度的靈活性、快速的反覆運算、擁抱新的變化。我的一些美國學者朋友對此也在反思，他們認為，矽谷模式有非常無趣的一面，這裡總是不斷地提倡創新，但創新過後，產業化過程沒有人來接手。他們的組織動員僅限於產品前期開發過程，而不願意將時間、精力和投資投入到長週期、重資產的活動中。

還有個有趣的例子，大疆並非全球首個涉足無人機的企業，法國和美國企業很早就在做了。一開始大家並駕齊驅，但很快法國、美國的企業發現他們趕不上大疆。原因在於，珠三角擁有完備的供應鏈體系，中國將大量資源投入到工程開發、產業化和製造環節，使大疆產品開發非常迅速。

在創新過程中，廠商與用戶和上下游供應商之間的互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在互動過程中，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甚至在發現問題中界定下一步創新的方向、推出新的技術，產生新的設計、反覆運算自己的產品，對大疆來說，這是他們的顯著優勢。

正是這兩套不同的經濟系統，決定了不同的創新結果。實際上，每個經濟體都有自身的動員和資源投放特點，這導致全球市場的千人千面，在政治學領域裡有專門的研究，叫「多樣化的市場經濟」。

記者：您在書中和此前演講中都提到了，再組織化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作為突破關鍵技術瓶頸的手段，那麼該如何理解新型舉國體制下的再組織化？

封凱棟：首先組織化不是中國特定的問題，在整個創新研究當中，人們往往把創新理解成為一種互動性。在市場經濟裡，現代工業的高度分工，不同的廠商都只位於特定的環節，人們相互之間的資訊是不充分的，我不瞭解你在做什麼，你不瞭解我在做什麼。

如果人們之間沒有互動的話，那麼創新就是一種開盲盒的遊戲，我的創新未必能夠符合用戶的意願，上游供應商的創新也未必符合我的意願。這就變成一種高度浪費的活動，完全不可持續。

所以在開發過程當中，所有的廠商都會跟供應商、跟用戶進行非常緊密的交互。甚至在汽車行業裡，新產品開發的第一天，核心供應商就會跟主機廠組成聯合矩陣團隊，一起來研究新車型，包括發動機、車身設計，各部分的技術指標。也就是從第一天開始，他們就開始緊密的以行政性組織方式來進行互動，這是創新的基本微觀機制。

對於中國而言，組織性是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因為此前我們的互動，更多是國外給我們下訂單。就像最著名的蘋果公司生態一樣，中國最初的時候只占2%，後來占5%，現在據說到10%以上。中國廠商的上游來自外頭，下游也在外頭，這些互動鑲嵌到全球性的產業鏈裡。2017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引發中美關係質變之前，不僅國內低端的組裝製造是這樣，甚至包括創新做得比較好的企業。

比如中芯國際，在中美關係變化之前，中芯國際不願意為中國本土的中小企業服務，因為它的目標是成為世界頂尖的積體電路供應商，主要面向海外的高端客戶。有趣的是華為也一樣，在被美國封禁之前，華為也要全球採購，而不會把自己的高端產品訂單交給中芯國際。

也就是中國創新鏈條中的互動關係，都掛在全球化的生產體系裡，而體系中的大部分都是由美國與西方國家跨國公司主導。隨著歐美搞事實上的脫鉤，這樣的格局才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就是我們提到的產業鏈自主可控問題，其實創新鏈也一樣。打個比方，早些年中國高端手機產品競爭如火如荼的格局，如今看不到了。其實就因為高端晶片的供應脫鉤而產生的根本性轉變，整個創新的頻率下降了，也就是其中一些互動環節缺失了，導致本土創新體系的效率都產生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對於當前的中國而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發展自主可控的產業鏈和創新鏈，它並不一定都是中國本土企業，完全是可以開放的。但是核心要義在於誰來主導廠商、用戶、供應商之間的互動關係，誰來定義問題、設定技術路線圖，誰來組織人們界定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在半導體、積體電路領域裡，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國內企業包括華為，也開始跟中芯國際、上海微電子之間產生了很多關聯。因為美國的制裁，國內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具體情況我們不瞭解，但核心工作就是構建創新所需要的組織性，而舉國體制從理論上可以擔負起這種組織性的職能。所以新型舉國體制，它的核心是要解決被卡脖子的關鍵技術問題。

記者：在新型舉國體制裡，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的老問題是如何理解的？

封凱棟：我們可以把新型舉國體制的任務理解為幾點。

第一個，解決那些被卡脖子的關鍵技術，打通國內創新鏈的堵點，使得更多的企業能夠進入到創新領域裡面來。

第二個，新型舉國體制的抓手，應當落在如何重構國內的創新共同體，去發展組織性的制度安排。而具體的有哪些企業加入，包括具體的企業選擇，以及技術方案、技術軌道，把這些東西交給企業去自主選擇。

也就是除了解決關鍵技術的堵點問題之外，重點應該放在構建創新共同體上，使得我們也能像美國一樣產生非常強大的行業聯盟，這個聯盟強大到能夠通過會員投票來強制決定技術標準、繪製未來技術發展路徑，來動員不同的企業朝著一個大致的方向投資、創新。

以這樣的方式，就避免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擠出效應。也就是政府選定了某企業，其他企業就沒出路了；或者政府選定了某個技術，那麼在其他技術方向上研發的企業就覺得沒希望了。如果我們把重點放在構建組織性、構建產業共同體上，把具體企業、協作關係、產業技術等方面的選擇交給共同體，就能實現政府撬動市場的職能。

這方面其實美國與西方國家有大量成功的經驗。美國在80年代搞半導體聯盟，後來又搞外聯盟，都是政府搭台，提供實驗室、監管和管理方面的指導，而核心企業組成聯盟，由聯盟產生技術方案。

當然我們的新型舉國體制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具體的實踐未必能跟理論上的設想一樣。但我們很有信心，新時期的政策實踐、工業實踐，也需要一個長期的摸索、試錯、積累經驗、調整方向的過程，以比較長的時間尺度來看，我覺得這非常值得期待，我個人是很樂觀的。

記者：問題是原來的全球創新的組織，它是一個單極化的、有中心的組織，我們現在可能要重新構建一套體系，未來是不是會形成多極化的格局？

封凱棟：從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角度來看，這大概率源就是未來一段時間的主流。因為歐美國家搞脫鉤和去風險化，導致中國產業鏈和創新鏈面臨很大的挑戰，因此中國勢必要構建起新的創新體系，只要中國能夠持續發展，這是在未來大概率能夠看到的現象。

而這會不會跟歷史上的冷戰比較接近，起碼我個人不會有相應的顧慮，因為中國不是蘇聯，歷史也不會簡單的重複。我們搞市場改革，時間已經非常長了，恰恰在中美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後，一直都是中國在反覆強調開放，而且我們也努力跟美國、歐洲、日韓保持協作關係，同時開拓新的合作，比如說東南亞、中亞國家、俄羅斯、非洲國家、拉美國家等等。

所以未來我相信，大概率會形成一個以中國本土為協作的中心，同時高度開放化的體系。

記者：現在晶片領域，可能有一些重複投資、重複構建，有一個市場過剩的擔憂，馬克思主義講有絕對的不足和相對的過剩，如果是我們要在構建的過程當中，是不是要尋求一個新的市場增量前景？

封凱棟：對於中國的投資而言，我相信肯定會有過剩，因為這是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徵，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消化一些過剩，並通過創新和發展來解決問題，中國也是有比較有利的條件的。像新能源汽車、晶片製造這些產業，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都在中國。

根據《晶片與科技法案》，美國已經增加了大概4000億左右規模的投資，因此這個問題對於中、美、歐而言都存在。但是透過競爭，我們最終會有一個答案，而競爭本身可能又會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再次變化，可能是不同的創新體系、創新生態之間調整位置，這是以後我們需要面臨的新問題。

當然你所說的是否要尋找新市場，這個非常有趣。其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阿瑞基，他就對中國的發展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因為他認為中國跟西方的工業化歷程不一樣。西方更多是通過控制原材料和銷售市場，事實上實現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而中國則可能把發展中國家捲入進來，讓發展中國家也能夠享受到工業化成果，這是阿瑞基的展望。

當然我們處於目前歷史轉折時期，很難預期未來是怎樣。從我們國家在中亞、非洲沿岸的佈局來看，有可能阿瑞基預期的前景，真的會被中國創新的工業發展所實現，反正讓我們拭目以待，謝謝。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