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叛變敲響警鐘　決定普京命運的三件大事

瓦格納叛變儘管以失敗告終，留下「一日未遂兵變」的標籤，驚險萬分的俄羅斯局勢得以緩和，但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為普京政府和俄羅斯社會敲響了危險的警鐘。

應該看到的是，儘管普京發動烏克蘭戰爭是錯誤的，但絕不意味着瓦格納叛變是對的。「一日未遂兵變」當事人普里戈任本就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他領導的瓦格納僱傭兵又是一支備受詬病的私兵，給外界留下「招募前服刑犯」、「幹髒活」的印象。如果6月24日瓦格納叛軍真的進攻莫斯科，勢必使俄羅斯陷入血腥內戰。這不僅對於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國家發展是一場災難，而且很可能將整個環俄羅斯周邊的區域（比如中亞）拖入險境，核武器、恐怖主義的擴散風險將大幅增加。

現如今，隨着瓦格納叛變的平息，對於普京的命運，輿論場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瓦格納叛變是普京政府步入險境的開始，不久的將來，俄羅斯有可能進入後普京時代。另一種觀點認為，普京政府已經轉危為安，普京會以瓦格納叛變為契機解決俄羅斯政權和軍隊暴露出的諸多問題，進而可以強化既有統治秩序。

未來是難以預測的，尤其是存在諸多複雜變量的國家大事。誰都不知道未來是否會發生黑天鵝，正如多數人在此之前都不可能預測到瓦格納叛變的發生和戲劇性收場。目前能夠確定的是，瓦格納叛變將俄羅斯長期存在的危機和矛盾暴露無遺，普京政府將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但究竟瓦格納叛變是否構成普京和俄羅斯命運的拐點，在根本上取決於危機和矛盾暴露後普京政府的應對。可以說，未來的普京政府究竟是不斷趨於險境還是化險為夷，以下三件大事的應對將會是決定性因素。

第一，普京政府能否有效降低瓦格納叛變的負面影響，抓住寶貴時間窗口調整政策。

《普京暫時度過最危險時刻　但潘多拉魔盒已經打開》一文寫道：「24日瓦格納叛軍突然發難那一刻，給俄羅斯政府造成的被動和差點釀成的內戰，是對普京強人形象的極大傷害。普里戈任本是普京的親信和『御廚』，他的崛起全賴於普京的扶持，但他竟在前線戰爭吃緊的時刻突然倒戈，這無疑會加劇日後俄羅斯政治的猜忌。普里戈任對於俄羅斯政治腐敗的指控和對於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的質疑，同樣會造成思想混亂和人心不穩。在瓦格納叛軍攻佔俄羅斯南部軍區司令部和進逼莫斯科的過程中，竟然從始至終未有遭到有效的反抗，更加說明統治基礎的不牢固。」

與瓦格納叛變背景比較相似的是中國隋朝末年楊玄感起兵。當年隋朝開國功臣蘇威便曾針對楊玄感起兵作出精準預言：「玄感粗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成亂階耳。」這說明該憂慮的不是楊玄感，而是楊玄感起兵的危險信號。同樣道理，今天俄羅斯該憂慮的不是普里戈任，而是普里戈任叛變造成的後續影響。

此時此刻，擺在普京政府面前的艱鉅挑戰包括但不限於：怎樣有效降低瓦格納叛變的衝擊，怎樣有效消除私兵（包括瓦格納武裝力量）的負面影響，怎樣防止普里戈任和瓦格納叛軍改變俄羅斯政治規則，怎樣以恰當方式及早結束烏克蘭戰爭。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在經歷過民主化的俄羅斯，竟然還能發生前現代國家才會出現的私兵叛變，是對俄羅斯國家治理的極大警醒。軍隊是國家公器，任何時候都應遵守法律和服從人民監督下的政府，以人民利益為根本依歸，豈可擁兵自重，異化為軍事寡頭。在現代社會，國家政權的更替應該依照法律，以人民認可的程序和平有序進行，絕不可被軍事力量裹挾。瓦格納叛變的發生警醒俄羅斯絕不可陷入迷信武力和強者的慕強邏輯，絕不能讓軍隊異化為主導國家命運和政權更替的決定性因素。一個政府是否應該獲得支持，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應該取決於是否遵守法律和人民認可的程序，是否有效增加人民的福祉，而不是慕強邏輯。

北魏末年的中國，後來成為一代梟雄的北齊王朝奠基人高歡，曾眼見部隊官兵焚燒大臣張彝的住宅，而朝廷未能妥善處置，於是發出驚人的預言：「為政如此，事可知矣。」今天俄羅斯面臨的情況雖然明顯比北魏末年的中國樂觀，但風險不能排除，尤其要防止瓦格納叛變的連鎖反應，否則當年高歡的驚人預言將可能成真。

烏克蘭戰爭對於俄羅斯國家實力和形象的傷害是巨大的，若不能及早以合理方式結束，只會進一步將俄羅斯拖入泥潭，不斷反噬俄羅斯的國運和人民利益，甚至危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國古人早就說過：「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在今天這樣一個和平與發展仍是世界主題的時代，一個國家若不能建立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的共識，若迷信武力、濫用武力、透支國力，是悲哀的。

第二，普京政府要在合適時機，趁尚能控制局面時建立和平有序的政治繼承製度。自1999年出任總理以來，普京累計擔任總理、總統的時間已經超過23年。依據2021年新修訂的憲法，普京最多可連任至2036年。儘管普京未必會真的爭取連任到2036年，但已經掌權23年的他不能不及早建立穩定、和平有序、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的政治繼承製度。人類歷史已經一再警示，任何一個政治人物，如果在任時間過長，哪怕他是一代明君，到了後期都會面臨喪失控制力的險境。中國歷史上一代明君李世民，創下稱頌至今的貞觀之治，但他的後期同樣面臨非常令人遺憾的漸不克終的困境。蘇聯的覆滅，同樣與政治繼承製度的失靈、僵化密不可分。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曾說：「我們未來的穩定與進步取決於這樣的後人：他們應該形成同樣的信託責任意識，這樣他們才能認識到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威與權力就是一種對人民信任的背叛。如果我們執政期間保持警惕，就能確保權力交到具有基本優秀品質的繼位者手上。如果抓住權力不放，在自己虛弱的時候就會有人從我們手中奪走權力，到時，在『誰是接任者』這個問題上，我們就沒有發言權了。」對於經歷過瓦格納叛變的今天俄羅斯政治來說，李光耀的提醒具有現實意義。

第三，普京政府能否回歸經濟民生，健全俄羅斯的市場經濟體系，實實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早就說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人民是否滿意，人民生活是否改善，才是政權最大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來源。不論多麼美好的政治理念，多麼振奮人心的宏大敘事，最終都要回到能否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人民是否滿意這一最樸素最根本政治評判標準之上。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可以說，上述三件事對於當下的普京十分重要，直接關係他和俄羅斯的命運。如果他能根據輕重緩急，妥善處理上述三件事，那麼他將度過困境，俄羅斯國運將不至於持續沉淪，反之，如果處理不當，那麼勢必危機四伏，俄羅斯政局將風雨飄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