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的愛中國，豈是一個立場？｜專家有話說

編按：2月5日，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先生因病去世，享年67歲。朱雲漢去世引發兩岸學者紛紛撰文哀悼，亦有不少學術機構自發組織追思會。2月12日，「全球華人政治學家論壇暨環球兩岸研究會」舉辦朱雲漢教授追思會，台灣大學教授石之瑜在追思會上做了題為《朱雲漢的愛中國，豈是一個立場？》的發言，在發言中，石之瑜坦言，朱教授所愛的，是對分裂社會充滿了政治啟示、對台灣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戰略啟示、對反思西方現代化道路具備了知識啟示的文化中國。那不是待宰的肉體中國，而是無窮的精神中國；不是危機，是解藥；不是立場，是靈感。經石之瑜授權，《香港01》特此轉發此發言。

朱雲漢教授過世，大量親炙過的年輕同仁，爭相為文追思。其中不少人（幾乎如遵循一套公式般）表示，即使與老師對中國的立場迥然不同，更不贊同老師分析中國時，從他早年對民主自由的主張轉向，也仍無礙他們破例懷念老師。

然而，朱教授近十年來豪不忌諱，盡情分析的中國讜論，豈是立場使然？他對中國所處局勢同情理解，無懼詆譭。這樣的坦然令人嫉妒。一妒他高屋建瓴、旁徵博引的理論深度，讓人不敢直視；但更妒他不迴避、不隱藏的自信。

朱教授從數字與趨勢中看到中國的發展，進而推敲其中的文化密碼，是違反民主自由價值嗎？他經歷台灣治理體制的墮落與崩潰，反省民主自由制度難以為繼，不也充滿遺憾嗎？是誰，在對台灣民主的揮霍殆盡，表現濫情的讚賞？

早在民進黨執政之前，朱教授畢生追隨的恩師——胡佛先生——已從中國的治理文化，推敲出台灣民主制度的危機。質言之，一個喪失群體共同性的分裂社會，無法實踐民主自由制度。師生同憂，日後的發展果然如此。

一旦社群失去共同感，則人人擔心受到侵犯，便充滿攻擊性，人人草木皆兵，便吝於互助。朱教授切膚感受胡先生所指出，這時的民主自由淪為鬥爭工具，只用來對想象的敵人制衡，甚至剝奪其權利，卻對自己（人）放縱。

朱教授曾追隨胡先生主張內閣制，正是忌憚總統制造成撕裂效果，會破壞國民相互尊重，刺激統治者及其擁躉，去剝奪政敵的自由權利。這時的民主選舉，是在動員對敵作戰，不是在選政府，無論誰贏，都會製造另一方淪亡的恐懼。

胡先生乃舉文化大革命為例說明，聽命於領袖的紅衛兵，毫未解放，不過是以解放對方為名，遂行敵我鬥爭。同理，台灣的民主自由變成誰有資格當國民的鬥爭。朱教授說的綠衛兵四起，正反映這個群體崩解、民主墮落的時代。

創新繼承胡佛先生的愛中國

胡先生之愛中國，是凜於肉體中國的淪亡危機，為了富強，浸淫西學，畢生致力現代化，鼓吹憲政。但後來發現，台灣殖民歷史摧毀了在地的同群意識。他曾率先引進西學，目睹西學竟一再遭分裂社會濫用，變成壓迫、鬥爭的工具。

痛定思痛的他說，民主化首先是回歸祖國、重建群性的道德問題，故唯有追求統一的台灣，才能重振民主自由。他回憶孫中山對同志的告誡：救中國，不救大清。也就是，超越政權利害，集中心力在群的生存，才能推動現代化。

相形之下，朱教授之愛中國，是在分裂社會的條件下逐漸養成的。對他而言，那是既充滿壓迫，也充滿誘惑；既嚮往西學，也懷疑西學；既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中國的一種既現實，而又不現實的雙趨矛盾。

適逢全球南方對殖民歷史發動批判，質疑母國事先種下獨立後的族群分裂基因，導致現代化變質，則民主自由充其量是華而不實的海市蜃樓。朱教授在世紀之交就已注意到這股潮流，二十年後更稱之為被「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

這概念不新鮮，街坊通稱為「鑲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有誰看得懂呢？朱教授別出心裁的翻譯，扭轉了主客尊卑，揭穿自由主義的外來性，更體現出在地社會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世紀更迭前夕，他對西學已然警覺。

奠定朱教授後半生學術志業的，一是胡先生對西學在各地的分裂社會遭濫用後的反省，二是全球南方探索非西方發展路徑的士氣如虹。朱教授猶駕馭中國崛起的教訓，大規模地歸納評比中外治理經驗，賦予中國無遠弗屆的世界性。

在改革開放所實踐的非西方路徑上，朱教授超越了胡先生面對西學的困境；在台灣分裂社會的壓力中，他傳承了胡先生對群性撕裂的診斷；在中國崛起的世界各地之間，他的高思釋放了胡先生對民族淪亡的肉體危機感。

朱教授所愛的，是對分裂社會充滿了政治啟示、對台灣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戰略啟示、對反思西方現代化道路具備了知識啟示的文化中國。那不是待宰的肉體中國，而是無窮的精神中國；不是危機，是解藥；不是立場，是靈感。

愛護屬於所有人的中國崛起

各界以「立場」描述朱教授的中國敘事，與其說年輕人透過文字，表現自己對老師政治「轉向」的寬容，不如說是藉由對比他們自以為與老師的差異，來凸顯本身的正確立場，表彰自己繼續傳承老師已經放棄的民主自由價值。

按民主自由的價值，凡涉及立場，由各人決定，旁人無由置喙，所以追思時，當然可把朱教授的立場擺一邊。但既然擺一邊，為何幾乎人人不約而同還要畫蛇添足說，我把立場擺一邊？可見，不能擺一邊的，正是表演追思的他們。

此間的追思文章，往往回憶老師的謙謙君子，温文儒雅，樂於助己。不這樣回憶，如何合理化他們寬恕老師所謂的中國立場？但把他當例外來展示的這條公式，鞏固了分裂社會的敵我想象。而他，決定用崛起的中國呼喚他們猛回頭。

結果，表演追思的人高姿態地寬恕老師，是在掩飾他們對朱教授敲響的警世鐘，惶惶不安——我們不質問老師，那老師對我們的立場也就無權深究。於是，他們自己如何進入現在的立場？動機何在？有多堅定？都逃避不面對。

換言之，若非他們親炙過朱教授，他對中國的立場就不能擺一邊。一旦遭遇不相識的覺醒青年，就得承受尖酸刻薄而不見饒。弔唁者的寬恕因而不是尊重他，影射的其實是對敵霸凌，但饒你一回的立場自白。

此何以胡先生在生前屢次提醒，民主化是道德問題。痛恨自己文化的統治階層，必造成分裂人格與分裂社會，充斥侵略性、投機性、反覆性。認真面對全部自己，無懼於自己，才能對自己言行有責任感，而民主恰恰就是責任政治。

准此，朱教授所歸納分析的中國，不是他個人擁有的中國，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所有人都擁有的中國。能將自己的所有，加以愛護，不但能養成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礎，甚至能把受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昇華為文化涵養豐富的自由主義。（感謝學者王雨舟與郭銘傑提示寫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