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打贏疫情逆風局？不應把農村的無奈想象為勝利

最近一段時間，內地疫情幾乎呈現海嘯式爆發，相比於城市裏的搶藥潮、買呼吸機、排隊重症牀位，同樣經歷感染潮的農村反倒在輿論場顯得異常安靜。在此之際，「鄉村赤腳醫生打贏疫情逆風局，城市醫生懵了」之類聲音甚囂塵上。該類聲音認為，不同於城市醫學專家和三甲醫院會對患者進行精準分類，謹慎使用抗生素和激素，農村赤腳醫生「一上來就一頓輸液當肺炎治」，採取「退燒藥+抗生素+抗病毒+激素」的做法，讓農村地區未曾出現像城市那樣火葬場不夠用的情況。

這類聲音雖有一定的迷惑性，實則漏洞百出，屬於反智言論。醫生治病當然應該對患者的情況進行精準分類，對症治療，絕對不應該濫用抗生素、激素。以前農村濫用抗生素、激素，造成不少人出現嚴重後遺症的教訓還少嗎？不可否認，過去一段時間，城市到處是搶藥潮，醫院重症牀位與火葬場供不應求，農村相對平靜，但這絕不意味着農村的新冠死亡人數一定比城市少，更不能說明農村防疫的勝利。

在喧囂的輿論場上，城鄉所各自擁有的聲量本就嚴重不均衡，與城市相關的聲量具有主導優勢，所以城市裏發生的事情更容易引發關注，至於聲量少得可憐的鄉村往往容易被忽略。許多人在輿論場未聽說農村疫情的悲傷故事，絕不意味着悲傷故事不會發生。事實上，經濟落後、醫療資源嚴重匱乏、村醫醫療水平十分有限、「一老一小」所佔比例較多的農村，在大流行下所經歷的悲傷絕對不會少於城市。

人人生而平等，但現實中，人和人之間的平等程度高度受制於經濟發展水平、城鄉差距、階級地位、文化程度。但凡有過農村生活經驗或者對農村有較多了解的人，在過去一個多月，相信許多人都聽說了農村有不少老人去世。與城市中有現代醫療科技能夠判斷逝者死因不同，在鄉村，那些去世的老人，甚至可能連村醫都不能確定是否因為新冠。大流行之下，城市當然有城市的短板，但起碼城市有現代醫療科技和相對較多的醫療資源，至於農村，在許多時候只能與病毒貼身肉搏。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在《農村在「硬扛」疫情》一文中寫道，「筆者了解到一個中部地區的中等村，最近半個月時間內，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老人已經有六位」，「這個冬天，不少農村有基礎疾病的老人怕是過不去了」。他說：「農村當前都在『硬扛』疫情。農民感染後，基本上依賴於簡陋的鄉村醫療資源，依靠躺平自愈。人類的悲痛並不相通。一些大城市抗疫提供的特效藥、重症醫護、ICU等醫療資源，農民想都不會去想。哪怕是有老人扛不過去，農民也大概也能夠『認命』——是無奈，但也算平和。」他預計春節前後是內地農村新冠重症高峰期。

1月13日，知名學術類公眾號「知識分子」刊文《在農村，我們看到了大流行的另一張臉》，其中寫道，「和城市相比，在鄉村生活的人們沒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選擇，沒有被擠爆的ICU，更沒有被熱炒上萬元的藥物Paxlovid，他們貼近生存地面，訴諸內心直覺，被動地承受了疫情呼嘯而過時留下的痕跡」，「於是有人構建了想象：沉默的鄉村彷彿不存在城市的焦慮，沒有搶藥潮，沒有重症，沒有疾痛」，「在一篇赤腳醫生打贏農村疫情逆風局的爆文中，沉默被錯當成了勝利」。

該文作者走訪了距北京100多公里的河北農村，「無論是感染、重症、康復還是死亡，都很難有一個清晰的定義，村莊裏的疫情是一片混沌之地」，「當村衛生室的手段無法應對新冠病毒的時候，那就是命」。作者寫道，在北京「人們認為，與病毒的抗爭，現代醫學還能最後一搏，我們有抗病毒藥物、呼吸機、ECMO，哪怕資源緊缺和匱乏，城市裏的人還能喊，搶藥，買呼吸機，找重症牀位，渠道五花八門」，「但在資源有限的村莊，很多重病的老人無法感受現代醫學奮力一搏的力量」。

這應該便是大流行下的城鄉差距，很現實很無奈。當然，這樣說絕不是貶低赤腳醫生，而是說不應美化、粉飾、想象農村防疫。在城鄉差距已是既成事實的背景下，赤腳醫生或村醫手中的資源非常有限，他們採取「退燒藥+抗生素+抗病毒+激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退而求其次的無奈選擇。廣大村醫堅守鄉村，成為鄉村防疫和農村生命健康的第一道屏障，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的忙碌和辛苦，與城市醫生一樣，都令人尊敬。但即便如此，不應把他們的辛酸無奈和農村的失聲想象為勝利。

2022年4月《人民政協報》在《調研鄉村醫療衛生工作後，委員們發現了這些問題》一文中報道：「2011年至2020年，中央財政支持各級醫療衛生機構建設投資2560億元，其中用於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等鄉村基層機構的資金僅佔13.2%。」如此低比例的資金投入與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嚴重不匹配。若再考慮到，農村居民本就收入低，老人和小孩的比重又比較高，他們在大流行下經歷悲傷是不容忽視的面向。當然，目前內地已經基本走出第一輪疫情，許多城市和地區已經恢復往日的生機與活力。但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應該去反思大流行下的城鄉差距、階級差距，推動整個社會變得更加公平，讓人人平等的夢想不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