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庫萬字長文惹議：中國不會也不應該走回「閉關鎖國」老路

引起爭議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閉關鎖國」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一文（刊發於《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從純學術角度，應該說這是一篇相當不錯的社科作品，文章結構清晰，立論紮實，資料詳實，是一篇高質量歷史論文。

文章對明清兩朝對外政策的實施效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秉持辯證認識。如文章在一開始的摘要部分就提出，「明清時期的中國當政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以『自主限關』為主要特徵的限制性政策。這一政策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鑑，但造成了消極防禦和漠視西方先進科技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陷入被動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筆。」

在文章第六部分「『自主限關』政策的侷限性」一節也指出，儘管明清政府'自主限關'政策具有防範外來侵略的一面，也沒有阻斷中外交流的進程，但不等於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相反，它的侷限性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消極防禦佔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對西方先進科技採取漠視態度，加劇了軍事和技術的落伍。"

但通讀此文，在統攬全文的基礎上再認真研究該文的立意主軸，內容結構，如果說該文完全沒有一點為明清兩朝「閉關鎖國」政策「翻案」的用意，或者沒有一點就像某些評論一針見血指出的「為『閉關鎖國』洗地」的成分，恐怕也不夠誠實。如果讀不到這層意思，可以說根本就沒有讀懂此文。

有幾個方面都可以體現出這篇文章的立意主旨。

第一，用「自主限關」替代「閉關鎖國」，從歷史事實及學術詞彙層面否認「閉關鎖國」這四個字，引經據典試圖挖掉這四個字的歷史事實基礎，認為「閉關鎖國」這個詞語是「晚清中日語言嫁接產生的歷史名詞，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本身就是為明清政府對外政策鳴冤的學術「翻案」行為。

只不過該文「翻案」翻得很有技巧，它不是直接否定「閉關鎖國」這個詞彙本身，而是將之納入到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中來，將之作為一個「西方中心主義」誕生的胎兒進行否定。在民族主義熱潮正炙，反西方已蔚然成為當下中國社會主要集體意識的情況下，此舉不僅佔到了民族主義「政治正確」的高地，可以俘獲一眾民族主義者的認同，還將任何可能否定這種觀點的行為都納入到「西方中心主義」這個在當下已經臭掉的「受氣筒」裏，使得對方失去對之進行否定或批判的勇氣。

如文章第二部分最後一段明確寫道：「19世紀以來，西方人慣於站在歐洲立場，以開放—封閉、文明—野蠻二元模式，評述亞洲各國尤其是中日兩國對外政策。西方國家在綜合國力和話語權上佔據強勢地位，在日常交往和文化傳播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西方中心主義'視角變成亞洲國家對自身評價的視角，進而影響了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自我認知。由此觀之，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

在這樣的行文結論下，任何試圖批駁該文觀點的行為，邏輯上都已經先被作者歸入了「西方中心主義」這個範疇，試問在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社會氛圍下，除了極少數不顧惠譽的辯論者，誰還有對之進行批判質疑的勇氣？

事實上，我們姑且不對文章就否定明清「閉關鎖國」所引述的大量所謂史實進行切磋，僅就作者試圖提出以「自主限關」替代歷史學者提出的「閉關鎖國」這四個字而言，即便是按作者的邏輯演繹，若「閉關鎖國」只是近代嫁接詞組，是中國既有的『閉關』與19世紀初在日本出現的『鎖國』相結合的產物」，這個產生於19世紀初期，並經近一百年來梁啟超、陳獨秀、魯迅等思想與文學大師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社會各界」背書的詞彙，因為沒有充分的歷史沉澱，因而「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的話，那麼，作者在今天所提出的、還尚未經過任何大師背書與歷史檢驗的」自主限關」一詞，難道就是一個「客觀描述」那段歷史實況的的準確用詞？

第二，在內容結構比例上，文章為明清兩朝政府遂行「閉關鎖國」政策「洗地」辯護的用意也格外明顯。

從整體文章結構看，行文共六個章節，其中第一節「學術界有關『閉關鎖國』及相關問題的討論」，第二節「『閉關鎖國』概念的淵源流變」，是從對「閉關鎖國」四個字進行學術溯源的方式來否定這四個字的歷史基礎。這部分雖然也引述了一些認為明清政府不當實施「閉關鎖國」政策的學者的觀點，但通觀全文不難發現，這些被引述的學者或其觀點，不是作為另一種觀點引述以引發思考，而是在作者筆下更大程度上扮演了一個被批判的「靶子」角色，以支持自身提出的明清兩朝政府並未實施「閉關鎖國」政策的學術觀點。如，文章指：中國學者在翻譯赫爾德、黑格爾、馬克思等人著作時，將本來描述地理上「隔絕」、「孤立」、「不受外界影響」的狀態，譯為「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從嚴格學術意義上講，這種譯法存在明顯瑕疵，無論是「hermetic isolation」，還是「seclusion」，在詞源上均強調地理意義上的封閉空間或隔絕狀態，而中文「閉關鎖國」則強調人為的政策選擇或主觀上的保守與封閉，二者存在顯而易見的差別。以後者翻譯前者，在不自覺中強化了人為和主觀色彩，進而改變了作者原意。

而文章第三節「明清時期的中國與西方」、第四節「明清兩朝中央政府的對外政策」、第五節「'自主限關'政策下的中外交流」則無一不是通過史實羅列的方式，來證明明清並未實施過「閉關鎖國」的觀點，其中第五節更是明確提出了作者的核心結論，即「自主限關」才是對歷史的最準確描述。只是作者在引述這些史實的時候可能忘了對歷史事實或人物的評價的標準，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事件或人物，或當時的國家政策，固然要把他們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去評價，但是也不能完全將之從價值的層面抽離，着重於其中一個方面，甚至以某些居於次要的方面以偏概全地為之總結定性。

若以作者標準，那麼隋煬帝也不能說是一個昏君，因為他修建了京杭大運河，還試圖出征高麗擴展中央王朝的疆域邊界，慈禧太后也不是一個懦弱無能的賣國太后，因為她任內不僅收復新疆，還曾對八國聯軍開戰。從史實的角度看，明清兩朝政府在實施海禁等政策的同時確實並沒有完全禁絕對外貿易，以某些單一「通商口岸」的統計標準甚至可能還有所提升，但是就當時政府的管理價值與總體事實呈現而言，明清兩朝政府肯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實施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這是毫無疑問的，對當時僅具支流意義的外貿通商成績的片面描述，不足以掩飾當時所採取的「閉關鎖國」政策事實。

第三，文章的一些總結性內容描述，為閉關鎖國的正當性建立論述，所體現的主旨意圖非常清晰。如果說上述詞彙學和歷史考證的部分，對明清閉關鎖國行為的辯護還比較「婉轉」的話，那麼這些總結性文字，就非常赤裸了。

如文章明確提出：「明清兩朝實行的海禁政策並不等於『閉關鎖國』」；」清初實施『禁海』、『遷海』政策，是針對鄭成功抗清勢力採取的臨時性措施，屬於對內政策「，不屬於對外政策，因為不具有」閉關鎖國「的性質；「自主限關」政策具有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圖，無論是形成還是發展，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等等。

文章還明確提出：明清朝廷對中西交流採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並沒有完全關上中國的大門，用「閉關」加以概括不符合歷史實際。「限關」是自主行為，其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對外部襲擾，特別是面對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因此，我們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綜上所述，儘管從學術層面，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閉關鎖國」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是一篇相當不錯的文章，從「學術無禁區」的角度對明清兩國的對外政策論述，無論秉持何種觀點都應予以包容，但是該文為明清「閉關鎖國」在學術層面進行辯護，試圖為明清「閉關鎖國」翻案的主旨意圖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而在輿論場引起爭議，引起一些人批判與討論也就奇怪了。

當然，該文在中國輿論場所以引發爭論，恐怕還不止是文章上述自身的原因，更和當下的社會思潮空氣，和人們對社會未來發展的認知密切相關。所謂「無風不起浪」，從「風」的層面來認知，才能看清楚「浪」起的深層次原因。事實上，中國不會也不應該走回「閉關鎖國」的老路。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刊發這篇文章的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是2019年1月才成立的一家部級歷史研究機構，根據官方說明，該院的「主要職責是統籌指導全國曆史研究工作，整合資源和力量制定新時代中國歷史研究規劃，組織實施國家重大項目，講好中國歷史、傳播中國文化......充分發揮知古鑑今、資政育人的史學功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中國史學的智慧和力量。」這樣一個新成立的具有智庫性質的高級別歷史研究機構，而且該文又在該院主辦的《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上以「特稿」刊發並全面主推，在輿論場引起注意就事屬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