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治權可多元，主權必須統一是中國文化的鐵律｜專家有話說

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後，新一輪的台海危機正在上演。8月10日，國務院台辦、國務院新聞辦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這是自2000年台灣民進黨陳水扁執政時期以來的首次。白皮書提到，「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目標。」

回溯歷史，本輪台海危機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的危機。兩岸統一何時才能實現？台灣的前途將何去何從？本文根據IIA研究小組與鄭永年教授以「中國統一問題」為主題的討論整理而成，《香港01》獲授權轉載。

兩個時代的台海危機本質不同　不能混為一談

上世紀50年代因國共兩黨對峙產生的台海危機與1996/1997年開始的台海危機的性質完全不同，人們不能混同起來，否則就會犯大錯誤。50年代的台海危機是國共兩黨之爭。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不久，國民黨政權則退守台灣，屬於內戰的延續。

從國民黨掌權於台灣到台灣李登輝時代走向民主化道路之前，蔣介石及其繼任者均以「反攻大陸，統一全中國」為目標。儘管國共雙方對建設怎樣的中國有分歧，但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認同一個中國。

而1997年以後的台海危機則開啟了所謂台灣獨立的進程。因此，不能把兩種不同的危機混為一談。很多年裡，無論是台獨勢力還是支持台灣的西方力量都在混淆這兩類不同性質的東西，即把國家統一問題和所謂的「民主化」問題等同起來。

本輪台海危機的產生實際上是1996/1997年台海危機的延續。從西方和台獨力量的宣傳攻勢看，他們是把台灣問題渲染成所謂的「民主」和「專制」之爭，如G7發布的所謂公開聲明，就是把佩洛西竄台行為描述成「民主抵抗專制」的故事。中國必須破除「民主」和「專制」的對立敘事，明確指出這是西方有意混淆，台灣問題絕非「民主」和「專制」的對立問題，而是國家統一問題，兩者是完全不同性質的事。

中國要捍衛的是對台灣的主權，在國家統一的大方針下，台灣人民可以保留自己的治理方式。如中國大陸對待香港一樣，採用什麼治理制度中央都予以尊重。但是，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對大陸來說絕對不能是一種安全威脅，或者成為反大陸的基地。

中國當前面臨的是國家統一問題，而不是台灣的政體問題。民主不是統一的前提，蔣介石也曾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經驗地看，在國際范圍內，在國家統一問題上，所有的「主義」都不那麼相關，唯獨「統一主義」是相關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種「主義」便能完成國家統一的事例，國家的統一問題根本不是由某「主義」來決定的。

統一是中國文化的使命和「鐵律」

為什麼統一對中國來說那麼重要？數千年來，統一和誰執政沒有關聯，或者說，誰執政都想維持統一，即使在分裂的時候，也想統一國家。近代以來，統一和黨派沒有關聯，不管哪一個黨派，都想統一國家。很顯然，國家統一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更是14億人的使命和意志，或者說，在統一問題上，執政黨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民族的意志。

為什麼對中國來說，國家的統一成為了歷史發展的「鐵律」？這更需要人們從中國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來透視，因為從這個角度看，國家統一是中國文化延續和發展的使然，也是中國文化的使命。

就本質而言，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合」，而西方文化的本質則是「分」。中西方的這種分野是有其結構性因素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產生過西方式的「封建」。

西方文化的本質是「分」。西方自羅馬帝國解體後一直處於分的狀態，表現為統一政權的瓦解以及「自行」的封建化。這種封建化表現為社會的「自發性」。西方封建時代結束後，以歐洲三十年戰爭的結束為標志，即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簽訂之後，西方才逐漸發展出「主權」國家的概念。由此而言，羅馬帝國的解體開啟了近代西方主權國家的進程，而近代主權國家概念的確立則為「分」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主權國家的出現則是「分」的正式化和制度化。

西方文化中「分」的特質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比如自由主義理論的經典「one nation, one state」（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是「分」的原始理論基礎。自由主義的理論對實際政策也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最顯然地反映在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 • 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的「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史太林民族理論上。

這些思想為主權國家「分」的正式化提供了認證，並造就了「分」的結果。實際上，這個世界上除了絕少數幾個單一民族的國家之外，大多數都是在久遠歷史中自然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分」的理論過去分裂了這些多民族國家，而今天「分」的理論對更多的多民族國家構成著分裂的威脅。

西方的這種「分」不僅體現在國家之間的分離，或者國家內部不同民族之間的分離，也充分體現在西方國內的社會內部。西方主權國家內部歷來有貴族和平民之別，後來又以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等進一步分化。在個體層面，「分」的文化最顯著表現在西方的個體主義。

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合」。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後就根本沒有出現過西方式的封建社會。在這之前是周朝，盡管東周時期（春秋戰國）諸侯爭霸，呈現出一定「分」的特質，但這與西方的「分」有本質的不同。整體上說，周朝採用的「分封制」，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與西方的自下而上的封建不同，中國的分封制是自上而下的，諸侯名義上的權力仍需得到周天子的賜封。

到了戰國時期，盡管周室衰微，但仍是權力中心，只是表現為權力中心的弱化。正因如此，春秋戰國的「分」並不是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the history），而是新的「合」的開始 (the start of a new history)。中國的「群雄逐鹿」概念便是體現了「合」的文化本質，這個概念意味著各諸侯國都想統一國家，並且是以自己的方式統一國家。「分」只是「合」的開始。

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便是新「合」。秦漢時期的大一統比周朝更進一步。商周時期的中國統一問題靠的是道德，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德治」，即依靠諸侯臣民們對中央權力的忠誠來完成統一。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意識形態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工具上進行「書同文、車同軌」等統一度量衡的做法。盡管我們對先秦的歷史瞭解不如秦漢時期的多，也有爭論認為商周時期中國就進行了不少統一的試驗。但總的來講，從春秋戰國到秦朝這段時間，是中國歷史分與合的一個新的大循環。

正如《三國演義》開篇所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表面看，似乎中國文化對「分」和「合」都認同，但細看中國歷史，「分」從來不是終點，反而是「合」的起點。中國歷史上有「分」，但從未產生類似西方那樣的「分」的理論或者概念。因此，即便是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都沒有成為像西方那樣的主權國家，在政權割據的狀態下，每位君主都希望承繼一統，而不是偏安一隅，成為永久的獨立國家。「分」只是新的「合」的開始，這是中國文化的使然，因此「合」也成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鐵律」。

中國歷史上最近的一次「分」出現在清末民初的軍閥割據時期，但軍閥割據也沒有成為常態，從來沒有一個軍閥想要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期我們還沒有所謂「民族主義」和「主權國家」的思想，那麼清末民初這些思想早就傳播到中國，但這些軍閥也沒有獨立的意願，這表明「合」的文化早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基因了。各個軍閥還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從軍閥政權不同時期所舉的旗幟就可以看到，無論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十八星旗，還是民國政府後來的青天白日旗，都代表著想建立一個統一的、禦侮的新國家，這是中國近代史上追求新的「合」的客觀事實。

「分」只是暫時　「合」才是中國文化的主題

中國文化中，「分」就是「合」的開始，中國共產黨便是這輪「合」的開始。如今這輪「合」還沒有完成，雖然香港、澳門等地已經回歸祖國，但台灣仍未回歸，成為聞一多先生筆下「七子」中唯一一個沒有回歸的地方。

因為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從1996—1997年李登輝等人開始搞民主化到民進黨陳水扁上台才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現了「分」的概念，即要把「分」永久化。從蔣介石到蔣經國，他們知道沒有統一的能力，也從未有過要把台灣獨立出去的思想；即使在李登輝當政的時代，連戰、宋楚瑜等理解中國文化的政治人物也都能認識到台灣獨立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中國文化中「分」只是一個臨時現象，當時他們也曾提出以「邦聯」、「聯邦」、「歐盟」等概念和方案來解決國家統一問題，而這些想法的提出仍是傳統上所認同的「合」的方法和方式，而非「獨立」。也就是說，大家都還認同「一個中國」，只是以何種方式實現「合」的問題。當時兩岸的爭論不在目標，而在實現目標的方法。

從陳水扁開始一直到現在的蔡英文等台獨勢力一心要將台灣從國家中正式獨立出去，不僅製造著各種所謂的「理論」來試圖合法性獨立行為，而且更搞著「去中國化」的各種動作，但不管哪一種理論或者動作都是沒有依據且不可能實現的。

歷史上台灣從來沒有獨立過，也沒有像歐洲那樣封建過，甚至沒有被「分封」過，只是曾被荷蘭、日本殖民過。從文化上看，台灣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都同屬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且與中國大陸緊密相連；從人口看，台灣人大多是從福建省過去的移民；從地域治理上看，三國時期孫吳政權和隋朝政府就已前後派萬餘人去台，從元朝開始，中國歷代政府也先後在台灣設立行政機構進行有效管轄。

因此台灣在文化上、種族上、地域上都不構成「民族」概念，只靠對主權國家概念的「想像」是構建不出來一個「民族」的。這種做法除了是一些政治人物在以「烏托邦」包裝自我利益之外，大都是曾被日本殖民的後遺症。台獨力量提出的狹隘的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即以所謂「民主」為核心的政治民族主義只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今天，中國文化不僅沒有終結，而且在再次快速復興。14億人組成的文化主體還是在走向統一。這種民族意志並不是以共產黨或任何黨派的意志為轉移的。西方一些政客把台海危機的根源指向中國的執政黨，那是他們從西方「分」的文化來看問題而對中國文化無知的結果。台灣如果獨立，不僅意味著中國文化在台灣的斷裂和終結，台灣也不復為「台灣」了。從文化上來說，台獨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它違背了中國文化的「鐵律」。不過，統一的方向則是開放的。

治權可多元　主權必須統一

人們都知道鄧小平先生是「一國兩制」的創始人，但就中國大歷史而言，「一國兩制」的概念是中國歷史上「治權」多元化的當代再創造。中國歷代政府就曾經針對不同疆土行使過不同的統治方式。各種類型的「土司制度」就是歷代政府用於治理西南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方法，即名義上從屬中央政權，實際由當地首領自行統治。

類似的方式如清朝政府在西藏設駐藏大臣，令其與達賴、班禪等共議治藏政務；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府，採用「因俗治邊」的思想尊重當地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因此中國歷來就有地區名義上從屬中央，實際由當地人自我管治的傳統和經驗。這種「合」文化體現出了中國人「和而不同」、「一體多元」的政治智慧。也就是說，治理制度可以多元，但政治上必須是一個國家。鄧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方案便源自於中國文明。

「以身試法」是失敗的前兆。當然，這裡的「法」便是文化，是文化中的「鐵律」。台獨力量如果以身試法便沒有任何希望。中國文化決定了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統一的國家內部治理制度可以是多元的。中國並不否認民主是值得追求的價值，同時也正在以中國的方式去追求。中國大陸尊重台灣人民採用民主治理的方式，但也必然對台獨說不。

中國大陸不是要追求治權的統一，只是追求主權的統一。香港、澳門都已各有自主的治理方式，台灣的前途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