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如何認識中國面臨的挑戰｜專家有話說

編按：原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在中美關係評論網站《中美聚焦》和網絡論見平台《思考香港》發表文章《如何認識中國面臨的挑戰》，其中提到美國要維護其霸權，中國要維護的是自身發展權。這使雙方關係仍有迴旋餘地，而非要拼個你死我活。
他認為，中國策略應是纏鬥，並爭取可能的合作，以防止全面脫鉤。在高科技領域，競爭已勢在必行。中美博弈的結果將取決於兩國各自的國內發展和爭取其他各方的能力。《香港01》得到《思考香港》授權轉載文章，以下為全文內容。

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與世界已密不可分。改革開放開始後，鄧小平對國際形勢做出了和平與發展的新判斷，並提出只要不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中國就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外交明確了主要任務是配合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為現代化建設營造有利的外部和平環境。鄧小平的判斷和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帶來的影響是重大的、多方面的。

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的歷程若以2012年為標誌，可劃分為前後兩大階段。前一階段面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之前形成和積累的，要解決的主要是經濟轉軌和高速發展問題；後一階段面臨的問題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和經濟起飛後出現的，要著重解決的是經濟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問題。

這兩大段面臨的問題起源不同，應對的思路也不會一樣。應對當前國內面臨的挑戰，關鍵在於如何從經濟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如何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還要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積累的諸多問題，如收入分配、環境資源、人口老齡化等，以及利益多元化下如何凝聚共識。

新興大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經歷一個外部環境趨緊的時期。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對中國來說，這一趨緊的態勢自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只是由於海灣戰爭、911、美伊戰爭等事件而被延緩。中國還有一個特殊性，就是體量巨大。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僅用40多年就進入現代化，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帶給現存國際秩序、資源、市場和環境的衝擊也是空前的。

在中國之後，還會有像印度這樣的大國跟進。這種衝擊我們感受不直接，但外部世界感受強烈。近年來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也需要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不僅要從中國看世界，也要以全球眼光看中國，這樣才能處理好中外之間出現的結構性矛盾。

中美關係變化的重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判斷變為全面戰略競爭對手，而上世紀80年代美國曾把中國視為友好的非盟國。目前，美國採取各種手段對中國施壓；但要看到，中美博弈雙方的目標並不在同一層次上，美國要維護其霸權，中國要維護的是自身發展權。這使雙方關係仍有一定的迴旋餘地，而不是非要拼個你死我活。

這次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已醞釀了十年，絕不會輕易改變。中美博弈將是長期的，我們必須有充分準備。我方的策略應是纏鬥，並爭取可能的合作，以防止全面脫鉤。在高科技領域，競爭已勢在必行。中美博弈的結果將取決於兩國各自的國內發展和爭取其他各方的能力。

俄烏戰爭受多種因素制約，前景尚難預測。但是，我們觀察和分析俄烏戰爭需要有中國視角，不能被西方或俄國的觀點左右。中國同俄羅斯的戰略思維方式很不一樣，中國把奉行睦鄰政策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而俄羅斯則習慣於在周邊建立由自己控制的緩衝帶。事實上，俄羅斯是歐洲戰略縱深最大的國家。

冷戰時代，除了針對華約的北約集團，還有一個針對中國的東南亞聯盟，但後者早已自行解體，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從不搞擴張。兩種不同的思維導致了不同的戰略後果。中國對俄烏戰爭的態度應兼顧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我國一貫奉行的外交政策原則和國際道義這三者的平衡。

中俄兩國的戰略利益並不完全一致，我國同國際體系的聯繫要比俄羅斯廣泛和密切得多。應避免別有用心的國際勢力將中國和俄羅斯捆綁在一起，使中國的形象俄羅斯化。

應對現已面臨的挑戰，中國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最重要的是以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實現大多數人可享有的現代化，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極大貢獻。同時，要冷靜觀察世界格局的走向，保持戰略耐心，注意目標、實力和手段之間的平衡，學會換位思考，以利用各種矛盾，爭取和團結多數。

以往冷戰時代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有兩條：第一，世界只有一個，試圖搞兩個體系沒有前途，中國正是率先跳出冷戰格局才實現發展。第二，面對外部壓力，要有多手細緻的準備，頂住壓力，適度反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惡性循環。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新興大國，中國必須重視培養健全的國民心態，擺脫歷史悲情主義，避免自負的民族主義，不卑不亢地與世界各國交往。

作者簡介：

章百家，祖籍浙江三門，1948年1月生，中共黨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外交史研究，近年主持改革開放史。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碩士學位，研究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中外關係第一研究室主任；2004年12月至2011年8月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現任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