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極端民粹 同時警惕將「網民聲音」形塑為中國主流
不出意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襲身亡在中國網絡上引發軒然大波，有極端者甚至表示要「慶賀」，毫不掩飾「幸災樂禍」之感；同樣不出意外的是，這樣的「中國網民聲音」很快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溢出新聞」，乃至有媒體在當天的外交部記者會上將問題拋給發言人趙立堅，換來「不予置評」的回應。
之所以說「不出意外」，主要基於兩點：一方面，中日之間有太過沉重的歷史記憶和傷疤，烙印在中國人身上的對日本的複雜情感，隨時都可能被激活。具體到那些幸災樂禍的網民，可能根本不知道安倍晉三的實際對華政策如何，以及他作為日本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在任上做了什麼，而只需要幾個關鍵的訊息傳導，比如「他是日本前首相」、「他曾經參拜過靖國神社」，就足以讓他們血脈噴張。
另一方面，網絡輿論場向來是越極端的聲音越有「市場」，也越容易被看到，所謂「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不管安倍晉三以往對華政策如何，面對這樣的暴力槍殺事件，人們的常識和理性都應該是譴責暴力、表達哀悼，這是全人類不論國別、膚色、種族的共同的底線，但如果有人越過底線，甚至公然「彈冠相慶」，再加上中日的歷史淵源以及外界對於今日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警惕，部分網民極端民粹的聲音自然會成為媒體追逐的新聞。
在譴責暴力和極端民粹之外，同樣必須明確的是，「網民聲音」並不是中國主流。每每有重大新聞發生，網絡上總會有一些雜音甚至是極端民粹、突破底線的聲音，這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存在的。比如這次安倍晉三遇襲身亡後，台灣有網民揚言「想槍斃蔡英文」，但稍微有點理性的人都知道，這並不是台灣的主流。再比如不久前的張學友被網暴風波，部分網民揪着「香港加油」上綱上線、雞蛋裏面挑骨頭，同樣不代表中國主流，正如《北京晚報》在後來的評論中所言，「真正的『正能量』，沒有這麼狹隘，也沒有那麼虛弱。」
當個別的「網民聲音」被形塑為中國的主流，最終的結果必然是「親者痛、仇者快」。今年年初在海外網絡空間出現的「大翻譯運動」，正是通過語言形塑一個閉關鎖國與「極左」中國的典型例子。
《人民日報》海外版官網海外網在3月29日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大翻譯運動」片面截取翻譯了中文社交媒體上一些過激言論，向外國受眾傳遞的標籤化訊息帶有明顯反華傾向和誘導性。按照「德國之聲」的說法，個別「大翻譯運動」的參與者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組建「大翻譯運動」的初衷，是「希望能夠讓更多國家的人明白，中國人並不是和大外宣當中的形象一樣『熱情，好客，温良』，而是驕傲，自大，民粹主義興盛，殘忍，嗜血，毫無同情心的集合體」。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讓全世界擁有華人血統的人「為自己的愚昧而感到羞恥」。
這裏提及「大翻譯運動」並不是為中國網絡空間確實存在極端民粹辯護，畢竟雖然這些聲音不是中國主流，也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但透過同樣實實在在的存在的「大翻譯運動」，以及動輒將「網民聲音」上升為中國主流的論斷，也需要保持警惕。中國很大，不能用部分網民的極端民粹就斷定，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無可救藥。中國能走到今天，走過很多彎路，犯過一些錯，但同樣也帶領着數億人脱貧走上了小康路。就像歷史學家許倬雲所言，「最短的是人，比人稍微長一點的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長一點的是經濟，比經濟稍微長一點的是社會，時段最長的是文化，更長的是自然。」我們需要看到個人之短，同樣需要看到文化之長。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和文明，從來是「和為貴」，從來是「鄰有喪、舂不相；裏有殯，不巷歌。」
面對接二連三因網絡民粹而引發的事端和風波，除了表達譴責並警惕將「網民聲音」形塑為中國主流外，也需要意識到，今日之中國確實面臨着「發展起來以後怎麼辦」的問題。復旦大學教授王德峰在疫情之前曾坦言，我們已經從一個「物質上普遍不滿足的時代，進入到了一個精神上普遍不安寧的時代」。網絡激進主義和民粹主義只是精神上不安寧最極端的呈現，具體到保持基本理性和常識的普羅大眾，如何走出「精神上普遍的不安寧」，也是後疫情時代必須直面的問題。用魯迅的話說，「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歸結到一點，是人的問題，人的發展問題。」包括有：人的生存環境（政治、社會、生態環境），人的權利和平等，人的精神自由，人的尊嚴，人的道德水準，人的全面發展，國民素質，等等。
基於此，魯迅除了身體力行的「永遠站在平民一邊」，同時強調，一味鼓動「民氣」，而不注重增強「民力」，「國家終亦漸弱」，「增長國民的實力」，這才是真正的維護民族利益之道。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氣」，但必須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豪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敢於、善於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和表現，是一個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標誌。在五卅運動中魯迅就提醒年輕的學生，「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如果聽任民眾非理性的公憤氾濫，「歷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與子孫。」
「深沉的勇氣」、「明白的理性」、增強「民力」，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之一，也是民族復興的最大底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