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問「後疫情時代」　「戰疫」創傷五方面難治癒

進入七月，內地各地疫情明顯緩和，這一波疫情的指標性城市上海也初步走出圍城狀態。病毒殘餘當然留存，但從國務院最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公布情況看，防控措施有明顯調整。是否以此為一個時間性節點，進入「後疫情時代」，是一個問題。

但，相信白衣人、核酸檢測、健康碼，將成為一段時間的新常態，這也是「後疫情時代」的特徵。在這段從抗疫到正常社會回歸的階段，我們需要用更長的時間治癒這一段創傷。這段時代的痕跡，終會被時間沖淡，但藏在集體潛意識裏的東西，會給這個社會帶來深刻的改變，雖然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意味着後疫情時代終將過去，但之後的一切都將變得大不同。

德國知名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在《風險社會— 邁向新的現代性》描繪社會如同「後工業社會」、「後現代社會」。現代的社會已經不像過去工業社會的單純。更重要的是，貝克真實的描繪現今「風險社會」的面向。事實上，「後」這個詞綴意味着一種難以名狀、茫然無措與逡巡不前。

我們都必須認識到，「後疫情時代」有幾個方面在短期內都很難治癒，從經濟層面到社會層面。

首先，疫情完全打亂了生產、生活，企業家的預期被紊亂。若疫情總是反覆，時常發生靜態管控，企業的生產連續性被打斷，訂單沒法按時交付，上游原材料無法按時到庫，那麼理性的企業家就會壓縮生產，甚至是關門歇業減少成本和運營風險。至於何時重開，並非看疫情何時結束，而是看當前的防疫政策何時真正的轉變。而這是造成「預期轉差」很根本的原因所在。

其次，外資流入的減緩和外資企業的撤離。雖然目前統計數據顯示外資流入依然穩定，但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如果海內外防疫政策不能接軌，中國一直被「隔離」在外，外資企業家不能來內地實地考察調研，就不可能真正的大規模在內地投資。另外，已經在內地落地的企業，包括經營了十幾年的外資企業，如果海內外沒有辦法順暢通航，外資高管不能定期來華視察與交流，會干擾日常的經營管理，因此也會考慮轉移海外。事實上，或多或少，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苗頭。

中國商務部日前公布，今年前五個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人民幣5,642億元，年增17.3%，約合877.7億美元，年比增長22.6%。儘管外商投資金額年增率仍達兩位數，但增速卻明顯呈現逐月下滑走勢。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按人民幣計，年增20.5%（按美元計年增26.1%）；1至3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按人民幣計，年增25.6%（按美元計年增31.7%）。今年前兩個月，大陸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按人民幣計，年增率更達37.9%（按美元計年增45.2%）。當然，都需要進一步觀察，不可簡單粗暴的就下一個判斷，中國經濟基礎面並沒有發生變化。

第三，中國整個房地產行業重創，民營企業深陷債務危機。如今回頭看，需要了解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在2020—2021上半年，也就是疫情第一階段的時候，當時防控「下重手」，防控成績可圈可點，中國率先恢復生產，其它國家因防疫供應鏈受到衝擊，只能從中國大幅進口。加上全球央行印錢刺激的需求，導致中國的淨出口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績單，確實，在當時外循環力度十足。這讓政策層產生了可以擺脱房地產依賴的錯覺，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嚴厲整頓房地產，最終在三條紅線加一系列整頓措施下，幾乎所有的民營房企受影響，不少大牌房企都陷入債務危機。由此觸發的失業和財政問題還在發酵中。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市場前所未有的低迷，也由於這個產業牽涉上下游產業鏈複雜，失業率也隨之大增，財政再融資出現斷層，導致風險也開始向金融領域傳染，這一波所造成的衝擊還在發酵。

第四，社會大眾對治理體系的信任裂縫。疫情防控過程中，中央對防控原則有明確的指示，即把對社會民生的影響降到最低。但是在對基層執行部門的考核中，還是以感染人數為主要指標，導致基層防控人員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為了防控而衝擊民生的次生災害，有些甚至發生重大事故，社會上怨聲載道。如果說疫情爆發初期，對於武漢疫情的管控，還能多幾分理解和體諒，到了上海疫情，還在犯一些基本性錯誤，這些問題通過網絡和自媒體在社會上引發輿情，導致社會大眾對當前的治理體系產生不信任。這種信任裂縫在各種事件不斷髮生的累積下變的越來越大，要進行縫合也需要一段時間。

此外，防疫應急行為對法治體系的傷害。由於疫情防控是一種應急狀態，很多行動為了保持機動靈活性以應對突發狀況，無法完全控制在法律的框架內，造成了對法律程序和體系的破壞。這種行為多了，就會傷害到法治體系的根基，讓人們對法律的持續性、嚴肅性、公正性產生懷疑。鄭州紅碼事件的全國發酵，然而處理結果並不能給社會一個回答，如此影響都是深遠的。為什麼有部門有人可以「依法亂政」？這對中國法治社會是極大傷害。在後疫情時代，如何修復法治法律體系的傷痕，也是一個異常重要的課題。

當然，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數字體系展現出了強大的能量。疫情後，個人數據如何處理，產權邊界如何界定，如何防止被濫用等等，也都將成為後疫情時代需解決的問題。

「後疫情時代」，2020年年底問過，2021年談過，如今2022年過半。「後疫情時代」究竟如何？生活是具體的，是日常的工作學習、吃穿住行、柴米油鹽，教育醫療養老……若越來越多的個體面對現實的民生問題，在這些現實問題面前，再宏大的話語建構，都會被解構、被虛無化。畢竟，百姓並非僅僅靠話語活着。後疫情時代，若社會處處充滿傷痕，但官方的話語體系依舊在大敍事裏鏗鏘嘹亮的循環，社會大眾得不到慰藉，這樣的反差帶來的後果可能恰好相悖。

當然，凡此種種問題，疫情也並非根本原因，疫情只是加速了問題和矛盾的暴露。甚至，換一個角度來說，可能也並非全是壞事。一個發展中的社會，要想獲得真正的進步，絕不可能僅是坦途。這些都必須要面對和克服的，這本身也對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和磨練。

三年抗疫，我們可能需要用比想象的更長時間才能走出這場「戰疫」，需要更長的時間走出這場「戰疫」帶來的創傷。後疫情時代的複雜之處在於，疫情處於即將結束但是不知道該如何結束的狀態，本質上並非科學意義、流行病學意義上的結束，而是政治學、社會學意義上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