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不能止於憤怒 三大關鍵問題待解
連日來，筆者隔著手機屏幕都能深切感受到整個內地輿論唐山打人事件的憤怒之情。法學教授羅翔說，如果對於邪惡只有冷漠，而沒有憤怒，那么正義也就是失去了感性的基礎。筆者很認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喜怒哀樂是性情中人的基本前提。當一個社會愈來愈多的人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能嫉惡如仇，才會距離文明越近。不過，憤怒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種，站在最安全處義憤填膺只是一種最容易的憤怒，世人更該追問的是，若自己身處案發現場，是否敢於挺身而出？
對邪惡行為的憤怒是正義達成的開始，但正義若想在更大層面成為現實，還有賴於憤怒之后的冷靜反思與實實在在的改革行動。不然的話，空有憤怒，至多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永遠難以在更大層面有效制止犯罪，誰都難以保證自己不會遇到唐山打人事件那樣的危險。社會只有不放棄從任何一次重大公共事件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反思改進，尋求治本之策，才能最大程度避免重蹈前一次悲劇。
第一，唐山打人事件究竟是社會治安事件還是赤裸裸的性別暴力？目前，網絡上關於該案是否屬於性別暴力的爭議很多。筆者傾向於認為該案是二者兼有，既是法律層面的社會治安案件，牽涉尋釁滋事罪和故意傷害罪，又有明顯的性別暴力成份。
正如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的分析，「這起治安案件在定性上并不複雜」，「唐山打人事件的核心就是『打人』，是一起暴力事件和治安案件」，「對這起事件的分析當然就是應該建立在對類似暴力事件分析的譜系基礎之上」，「如果受害者群體裏面有男性，也一樣會被施暴」，「『暴力』不僅是類似事件共同的外在特徵，而且還是最為客觀的特徵——它不會因為性別而有任何改變」。誠如斯言，在作惡的暴力團夥或者黑社會面前，不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可能會成為受害者。
但與此同時，該案起於女性被性騷擾，是一伙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的施暴，讓案件又與長期存在的性別暴力有所關聯。受制於古往今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女性在整體上長期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再加上多數女性的體力相對不如男性，這就使得許多女性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過騷擾、欺凌或者說性別暴力。就像人權包含女性權利一樣，在分析暴力犯罪時同樣有必要指出其中包含的性別因素。一個真正認同自由、平等、人權價值，有著惻隱之心的人，必然認同女性主義。以唐山打人事件為反思的個案，從中挖掘出更為廣泛意義上的性別暴力問題，將制止性別暴力和保障女性權益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工作，是文明社會應有的自覺。
包括呂德文教授在內的不少分析者說過，「中國是一個社會安全感極高的國家」，「客觀而言，這幾十年間中國社會治安狀況的改善成果，有目共睹」。以筆者的親身經歷來看，某種層面的確如此。筆者猶記得上中小學時，多次在學校、社會見過欺凌、攔路敲詐勒索、暴力衝突，曾在學校食堂親眼目睹一個渾身是血的人從旁邊走過，那時候無事生非的街頭混混經常可見。從外出工作的長輩口中，同樣得知在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社會治安充滿混亂，違法犯罪現象突出。但后來情況明顯好轉，老家街頭的混混漸漸銷聲匿跡，人們的安全感普遍較高。
但這只是筆者的個人經驗和認識，評斷一個社會的安全度應該多從女性和小孩的視角。就像筆者在北京市生活期間所見的那樣，關於北京市是否安全，男性和女性之間有時會存在分歧。站在男性視角，多數會認為北京市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城市，但站在一些女性的視角，她們在乘坐地鐵或夜間回家時，卻時常面臨性騷擾風險。有時候，人和人之間的悲歡是難以共通的，女性的一些遭遇和不安未必是男性能夠感同身受。男性認為社會安全度已經很高，但對於女性來說，也許未必如此。正因這樣，在評判社會安全度，分析暴力事件時，應該納入性別因素這一視角。
第二，唐山打人事件再次提醒當下社會應該建立一套機制，讓更多的人都能見義勇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中國自古以來所頌揚的俠義傳統。在金庸小說的武俠世界裏，俠義之士之所以能夠贏得世人敬重，往往都離不開他們敢於在危急時刻行俠仗義，除暴安良。但在現實生活中，在注重實利的承平時期，又有多少人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自魯迅以來，麻木不仁的冷漠看客一直是那些憂國憂民之士所痛批的國民性，怎樣讓人民更勇敢更有血性，時至今日仍是難題。畏懼強者、趨利避害是一種人性，但打抱不平、舍身取義更是一種高尚的人性。
社會應該懲惡揚善，鼓勵見義勇為，但不能要求普通人做無謂的犧牲。人們不要相信那些自己什么都不做，只會躲在最安全處空喊道義旗幟，卻要求別人衝呀衝的人。
微信公眾號「量子學派」在《我們要的是普遍性法治，不是小概率打黑》一文中寫道，「人民的勇敢，與對法治的信任成正比」，「如果善無善報，惡無惡報，甚至說善有惡報，那就不要怪圍觀群眾太冷血」，「如果見義勇為打贏了，萬一沒掌握好力度，就得給那幫人賠償，弄得自身傾家蕩產」，「如果見義勇為打輸了，醫藥費誰出？」該文引述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決，其惡果甚於十次犯罪，因為犯罪只是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卻是弄臟了水源」，重提當年南京彭宇案對於世道人心的傷害，主張人民的見義勇為需要好的法治配套。的確如此，昇華人性的關鍵在於教育和引導，只有讓更多人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盡可能減少他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顧慮，建立配套的保護機制和救助機制，愿意挺身而出的勇敢之士才可能愈來愈多。
第三，怎么以唐山打人事件為教訓，有效保護人民的安全，讓他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安全是人類最低限度的基礎需求，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為何在21世紀的今天，一伙人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毫無理由地對女子進行暴力侵犯？
從人性視角來看，一個社會，那么多人，必然泥沙俱下，什么樣的人都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今天社會的物質、科技和觀念遠勝於古代，但道德自律未必能有多大改觀。古往今來的歷史經驗足已說明，永遠不要對人性失望，但也永遠不要對人性寄予過高期望。前半句說的是在歷史長河中，面對數不清的至暗時刻、危急時刻、斯文掃地時刻、道德淪喪時刻，總會有那么一些人不趨炎附勢，守住文明和道德的底線，為生民立命，在黑夜中點亮前行的燈。后半句說的是那些有著光輝人性的人終究是少數，多數人都處於內心善惡的拉扯之中，因此不適合對於他們寄予過高期望。尤其殘酷的是，古往今來，不論多么努力去教化，任何社會總是有那么一群恃強凌弱的害群之馬，總會有人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唐山打人事件中的作惡者便屬於此類。對於個體來說，幸運的話，也許短時間內可以遇到善良之人，見不到恃強凌弱的壞人，但難以永遠只遇到好人而見不到壞人。所以說，普通人都應有安全意識，多些自我保護的方法和能力。
從社會治理的視角來看，若想盡可能制止壞人作惡，給人民以實實在在的安全感，就必須要有一個在人民監督和授權下為人民服務、忠於職守、公正清明、廉潔高效的政府，一套明辨是非、除暴安良的法治體系，一套良性的包含軟硬件建設的社會治安體系，一種多元開放、清晰透明的輿論監督環境，一種尊重和保護女性公平權利的社會結構，一種讓更多人敢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社會和治理環境。
總之，如果不想黑惡事件一次次出現，如果希望人們都能生活在自由而安全的環境下，免於不安和恐懼，那么就應該以唐山打人事件為契機，全面反思和全面改進。而這才是比稍縱即逝的口頭憤怒更重要的事情，才是社會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