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疫情說起　內地年輕人也有「言論自由夢」｜京港青年有話說

《香港01》「京港青年有話說」系列，以在北京求學的香港與內地青年視角，向讀者分享他們在內地生活的見聞和感受，以及他們的觀察和思考。本文作者是在北京某大學就讀的學生。

內地青年看待言論自由　與港人觀點相似？

港人非常注重言論自由。而說到內地，本地人慣性地會覺得內地人民沒有辦法在包括各大網絡平台等公開場合上暢所欲言，例如香港市民會質疑俄烏戰爭初期有許多跟俄羅斯有關的負面新聞會被刪除，上海疫情期間也有很多負面消息被封鎖。各大內地傳媒似乎都是官方喉舌，又或者是官媒立場的復讀機，唱反調或者獨樹一格的新聞報道則有可能遭到刪除。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在中國任何人不可能因言獲罪時，港人普遍笑他是在說自己都不相信的話，也不免會有「內地人不會真的全盤接受這種說辭吧？」等疑問。

不過，根據筆者自己的觀察，內地人民心中普遍也有一條底線，當然青年的底線一般會再往上抬一點，畢竟青年普遍更崇尚自由與革新，中國青年也不例外。

認同輿情「堵不如疏」　以「弱者武器」抗爭

在對言論自由的很多觀點上，內地青年和香港青年的看法其實出奇地一致，尤其是在知名內地大學讀書的青年就更是如此。這些內地青年除了對趙立堅的「不可能因言獲罪」論嗤之以鼻以外，最近國家移民管理局表示要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後，他們也搬出了趙立堅「中國來去自由！」等發言記錄。而在上海出現大批居民回饋無法獲得食物、藥物與及時的救治之際，他們通過微信朋友圈等方式轉載當地居民被迫通過網上的即時緊急情況名單共用情報等「自救」方式，又引用趙立堅曾對外國記者說「抗疫期間生活在中國，就偷著樂吧！」的金句，可說中國青年陰陽怪氣的創造力不比任何一位現在看著這篇文章香港青年讀者遜色。

日常討論時，內地青年對如何管理輿情有明確的想法。例如內地青年經常表達「治理輿情如同治水，堵不如疏」、「要解決問題的來源而不是解決指出問題的人」、「刪了一個，還會有千千萬萬個」等觀點。他們普遍認為雖中西方對言論自由的具體定義肯定不一致，因為不同的人對自由的需求也會隨著生活質素、文化、意識形態而改變。然而，在上海疫情這種威脅到自身的健康與安全時，對外求助的「自衛本能」是不可能失效的，這是底線，若再被輿情部門突破，就會義憤填膺，以「弱者的武器」進行各種抗爭。

上海疫情期間：奇招應對審查　如「公民抗命」

例如在上海疫情高峰期間，某些關於上海「微信公眾號推文」（可理解為你在Facebook上能點開的長文）被刪除不久後就出現其180度反轉版、國際友好的外語譯版、文采斐然的古文版與心領神會的表情符號版，鋪天蓋地、接踵而至，雖說它們最終都基本上被釋出刪除，但其實用香港本地的話來說無疑屬於一種「公民抗命」。

青年們會公開討論「刪帖的全家火葬場」等詛咒還真的挽救了一部分帖子，笑言是不是負責「和諧」的審查員也明白他們與受困的居民都有苦難言；更時刻質疑用大量運力運載連花清瘟是否有「政治尋租」的意向，指本來可運送更多救援或生活物資；有成群的人提及封城影片《四月之聲》遭刪除的消息廣為外國媒體報道，認為「它客觀反映封控期間引起的民生問題」，誠非「加鹽加醋」和「按鬧分配」，反映的是「平庸之惡」，質疑「封控致死的案例要比新冠病死的多」和「經濟幾乎停擺」。同時，也有表示萬一上海沒有嚴格執行「動態清零」死亡人數會劇增並遠超封控死亡數的聲音，相關的論戰並沒有被悉數刪除。

內地「踩界言論」四大類　關乎切身需求時難管控

於是，「內地青年如何看待內地的言論自由？」成為在北京生活了7年的筆者不禁要思考的問題，筆者會粗暴地將會被管控的話題分為4類。

第一類是「妄議中央」類。這在西方國家（與香港）看來是家常便飯，在許多香港人的印象中，美國人罵特朗普是瘋狗的次數還少嗎？政治家被扔番茄之後幽默的說自己「不喜歡吃番茄」是加分項，說李家超是「比卡超」與「Lady Killer」也無妨。但這一點內地確實就很不一樣。以上海疫情為例，當青年對上海當局未能滿足居民需求與質疑當局涉嫌尋租時，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挑戰中央的權威，所以被刪帖會極度不滿，而如果是質疑「動態清零」而被刪帖的話，他們則鮮有微詞，因「動態清零」是國家所堅持的抗疫路線。

第二類同樣是絕對不能說的違法言論，包括犯罪宣言，例如一切顛覆政權、威脅國家安全、威脅公共安全與人身安全等宣言都會被處理。在這個層面中西大致互通的。

第三類是被官方定義為歷史虛無主義或是敏感歷史事件的內容，例如大鳴大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其實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大多都知道來龍去脈，但是內地青年自己認為中央也並不希望太多人知道這些負面的歷史事件，這是有據可依的。美國的華萊士曾採訪江澤民前主席，他先是斷言中國沒有新聞自由所以本質上就是獨裁，又引用江表示媒體是「黨的喉舌」的發言，當時江的回應是「我認為不管每個國家還是政黨，都應該擁有它自己掌握的公共出版物來傳播它的政治理念…我們也有新聞自由」，當江澤民舉例提及如同毛澤東的「大鳴大放」後，華萊士插嘴說：「那是災難！」，江回應：「但是方向是對的。」接著表示：「我們是個（當時）人口超過12億的大國，代表國家的媒體輿論導向確實很重要」，他判斷中美在經濟、國民教育等方面有重大差異，因此不能強加美方對新聞自由的定義於中國。隨後華萊士指出中方「設牆」不給內地人看BBC和《華盛頓郵報》，所以質問江：「你不相信你的人民從網上獲取資訊或者學習的能力嗎？」，江先是表示確實能學到很多，不過「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東西，特別是愛情動作片，對年輕人的影響太壞了」。華萊士反駁道BBC和《華郵》上並沒有，江坦言被禁止的原因是因為涉政治新聞報道，「希望禁掉盡可能多不利於中國發展的資訊。」筆者接觸過的內地青年其實也認同這些傳媒報道的負面歷史與時事文章有可能影響許多國民的自信與國家凝聚力，並且普遍表示「翻牆有門檻但是對當代內地青年來說很容易，只要是學術用途的話也沒什麼後果。」所以大部分青年也能接受不議論這些「不利於中國發展」的負面歷史的言論自由。

最後一類屬見仁見智的，例如關於內地疫苗效果不大的帖子和侮辱袁隆平等一度都被大規模刪除。就前者輿情管理方的解釋是要盡可能促進疫苗接種率，後者則是因為中國作出偉大貢獻的「雜交水稻之父」不容侮辱。但或許是能隱約感知被刪帖的理由，即便被刪除青年一般也就私下罵兩句，跟危及健康與生命的上海疫情被有關部門刪除後的悲憤情緒終究迥異。

所以說，內地青年對言論自由的嚮往是有的，底線、判斷力與批判精神也都是有的，差異確實體現在對復興、穩定的期望上。

編按：本文標題及副標題為編輯所加，原題為《內地青年如何看待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