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台灣選舉．下｜配票、棄保與派系：勝選才是目的

台灣選舉備受兩岸關注，從政黨的提名結果、候選人的選舉策略、選民的投票傾向，到選後的政治版圖變更，皆為各方觀察重點。在此過程中，「制度設計」扮演了重要角色，台灣何以形成藍綠兩黨獨大的政黨體系，又為何出現「配票」、「棄保」的選舉策略，實與制度更迭高度相關。
對此議題，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於4月13日舉辦「連震東先生紀念講座演講」，邀請到台大政治學系教授王業立，以「台灣選舉制度的政治影響」為題，分析制度對台灣政黨、選舉的深度影響。此為系列報道第二篇（共二篇）。

政黨目的是席次的最大化

王業立指出，由於台灣的縣市議員等基層選舉，採「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故不僅同黨候選人間高度競爭，政黨的提名策略也需仔細斟酌，也就是要在提名額度、人選搭配上下功夫，才能求得席次的最大化。

王業立舉例，台北市的大安文山區共有13席市議員，那麼國民黨該提几席？民進黨又該提几席？首先不能提名太多，如果其政黨能量能穩上5席，卻提了6席，便可能導致選票分散，讓當選人數減為3席或4席；但若提名少了，能上的席次自然也就少了。而這往往是兩黨的地方黨部最傷腦筋的事情，就是如何適當決定提名額度。

王業立接着分析，決定提名席次數後，「人選搭配」就是下一階段的問題。例如大安文山區13席市議員中，某一政黨決定提名5席，便要避免出現5個博士，或是5個律師的提名結果，因為這會導致候選人的同質性過高，選民可能喪失興趣，故需有人選搭配，也要安排不同派系的候選人。

王業立指出，正因上述情境，導致不少台灣的基層縣市議員候選人，為求突出「鮮明形象」、加深選民印象，需要明確做出市場區隔，甚至打出激進的旗幟。例如有的議員便主打負責老人福利、托育福利，有的則專職軍事領域，此外還有統獨議題，也是在台灣政壇做出市場區隔的方法之一。

王業立舉例，早年有位新黨的台北市立委馮滬祥，便在選舉時公開打出「支持統一」的旗幟。記者事後採訪，其便回答這是為了與其他候選人做出市場區隔，因為當年並沒有其他候選人如此主張，「只要有5%的選民支持統一，我就能當選，就算95%的選民不喜歡我，我還是能當選。」這便是複數選區下，旗幟鮮明意識形態策略的體現。

「棄保」與「配票」是什麼

至於選制對台灣民眾投票行為的影響，王業立也提出分析。

首先，在總統、縣市首長等「相對多數決制」選舉下，「棄保」（Strategic Voting，即策略性投票）現象非常明顯。例如趙少康在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時，便喊出「泛綠已經操作棄黃（黃大洲）保陳（陳水扁），因此泛藍必須棄黃保趙。」台灣的縣市首長選舉但凡出現3個以上的候選人，便容易出現棄保現象。

王業立再舉例，馬英九也在1998年喊出了「尊王（王建煊）保馬」，最後成功當選台北市長，只贏陳水扁不到5%，如果當年新黨選民不棄保王建煊，馬英九或許不會當選，而陳水扁也不一定會在2000年參選總統。如今台北市長人選雖還未定，國民黨的蔣萬安與民眾黨的黃珊珊間，也已喊出「棄保」話語，不論是「棄蔣保黃」，還是「棄黃保蔣」。

但如果在複數選區制下，王業立指出，選人便重於選黨，因此會出現「配票」（Vote Equalization）行為。政黨配票的目的，是希望讓選票平均，而非出現1992年的趙少康這種「超級吸票機」，反而導致其他黨內同志落敗。但候選人也會擔心落選，因此除非政黨動員，否則基本上很少有候選人會「主動配票」給別人，例如1995年民進黨的沈富雄曾在台北市南區的立委選舉中，主動配票給其餘候選人，導致自己「吊車尾」選上。

王業立補充，「配票」有很多種形式，早期國民黨採用「責任區配票」，也就是基於地方黨部、黃復興黨部等形式，組織配票動員機制；台灣民主化之初，民進黨、新黨等新勢力的基層動員力不如國民黨，便發展出新的配票模式，稱作「強制配票」。

王業立舉例，在1995年的台北市南區立委選舉中，應選9席，民進黨提名4席，國民黨提名5席，新黨提名3席，合計已經超過9席。當時民進黨便被批評，其實力根本只夠提名3席，提到4席可能導致選票分散，最後只當選2席。但民進黨提出一種名叫「四季紅」的強制配票模式，也就是在缺乏基層組織的情況下，號召選民「依出生日期」自動配票給沈富雄、葉菊蘭（台灣黨外運動者鄭南榕遺孀）、顏錦福（前台北市議員顏聖冠之父）、黃天府（民進黨大佬黃信介之弟）4位候選人。最後奇蹟出現，民進黨4席全上，當年新黨也氣勢正盛，3席全上，也就是國民黨只上2席。此次民進黨、新黨的「強制配票」模式，成了台灣複數選區的「典範」。

王業立指出，直到今日，台灣的縣市議員選舉中，各政黨仍會發出配票通知，不論是依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尾數、血型或星座，種種模式不一而足。但配票就像棄保，有時候會成功，有時候會失敗。例如有的候選人不願合作，就會開始挖同志牆角，喊出「告急」、「搶救」、「就差你一票」等口號；有時候派系因素太強、候選人形象差異太大，也會導致政黨配票失敗。但儘管如此，王業立預告，2022年底的台灣基層選舉，各政黨仍會打出自己的配票名單，這套老召不會丟。

王業立表示，其實不只政黨會發動配票，有些台灣的家庭也會自動配票。例如有的偏藍家庭，就會在國民黨、新黨間協調配票比例，這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打亂政黨的配票機制。故台灣政治史上，時常出現下述情況：喊出告急的，最後成為最高票；選前民調高的，可能反而高票落選。

此外王業立指出，由於台灣現在逐漸走向兩票制，故也產生「分裂投票」的現象，也就是總統與立法委員，分別投給不同的政黨。以2020年選舉為例，民進黨的全國不分區得票率是33.98%，區域立委得票率是45.6%，蔡英文得票率則是57.13%，與不分區的票相差近24%，意即有的選民雖投給蔡英文，但政黨票並未投給民進黨，可能投給時代力量、台灣基進甚至國民黨。而國民黨同年的不分區得票率，為33.36%，與民進黨只差了一點點，所以都是各分到13席，與總統大選中，蔡英文的一面倒獲勝差異很大。

藍綠兩黨為何都有提名糾紛

演講結束後，有聽眾提問藍綠兩黨的黨內提名紛爭，包括國民黨的羅智強是否能在桃園「空降成功」等，會否影響民眾的投票行為？

王業立指出，藍綠兩黨的提名策略，在過去幾年改變非常多。民進黨早期是除了民調外，還有黨員調查等意見評估，近年則改成了100%全民調；國民黨也逐漸走向全民調，可以說是兩黨殊途同歸。但若認真閲讀兩黨的提名機制，其實都有寫一條，就是「以協調為原則」，如果協調不成，再辦初選，初選則以民調為主。故兩大黨目前，其實都還是以協調為主，不成功的話才會走到初選那一步。由此視角來看，其實目前的藍綠兩黨雖在桃園、屏東出現提名紛爭，卻都沒有違背黨內機制，且全世界各政黨其實都以協調為主，很少像台灣這樣，還辦黨內初選。

王業立表示，藍綠兩黨如今的黨內初選，其實就是比拼所謂的「動員能量」，也就是不只比民調，還要比誰更能動員支持者待在家裏等民調電話，並且講出「唯一支持某某某」；另外因為新人不見得有知名度，故初選往往還是高知名度者之間的較量，或是聲勢較弱的人必須與有知名度的前輩結盟，獲得推薦。王業立指出，如果初選過程鬥得太兇，也可能讓選民感到厭煩，轉而投給其他小黨候選人，因其或許認為小黨會比較清新。但這部分還缺乏科學證據，需要再詳細研究。

另有說法指出，目前國民黨在桃園市市長人選提名上黑幕、內鬥不斷，可能導致民進黨獲利，王業立對此說法持保留意見，一來國民黨人選還沒出來，二來距離選舉還有一段時間，國民黨在桃園的勢力既有藍營板塊、原住民，更有宗親會，要整合這些勢力時間還夠。此外台灣民眾黨在桃園其實也鬥得很兇、民進黨也尚未推出候選人，故還要再觀察。

台灣選制改革能否根除派系

另外也有聽眾提問，台灣的選制改革能否根除派系政治？對此王業立分成兩個層次來答覆。

首先，在立委選舉上，台灣已經採取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民眾黨曾提案，希望把「並立制」改成「聯立制」，也就是以政黨得票率分配總席次，扣除當選的區域席次後，才是不分區的席次數。但若採用「聯立制」，王業立表示，看德國經驗就知道，台灣勢必走向多黨制，也就是要組成聯合政府，德國在二戰後便從來沒有一次單一政府過半，全是聯合政府，這或許就是為何民眾黨要提出這個改革的原因，因為這樣有利小黨生存與發揮影響力。

但王業立接着分析，台灣現在是逐漸走向總統制的半總統制，若要改成聯立制，便可能導致立法院沒有任何政黨能過半，也就是會出現強勢總統，配上多黨林立、無法制衡總統的議會，其實與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案例類似。如此制度搭配是否合適，值得深思。

至於縣市議員等基層選舉，是否能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杜絕派系干政的現象，王業立表示此議題一直有在討論。但這也會有一些問題，一來在地方選舉上，政黨政治的現象還不明顯，民眾未必能接受選制如此修改，當然也有人主張，就是要以此方式教育民眾政黨政治的意義；二來，在立委全國不分區選舉中，結果也與當年改革時的期待不同，過去人們希望能在不分區名單中置入專業團體、專業代表等，但如今藍綠兩黨的不分區名單，還是充斥政治分贓的現象。

王業立反問，若連立委選舉都如此，未來基層選舉也改成兩票制，是否又只是創造了新的分贓管道？另外以台北市為例，若未來要改成不分區議員多少席，區域議員多少席，還要重劃選區，且如此一來，議員職能會否與村裏長無異？

王業立總結，選舉制度能否改變派系影響力，在地方層次上或許很難發揮效用。而在立委選舉上，也可以發現，中南部縣市還是很多地方勢力選上不分區立委，「全縣型派系」有在式微，但以不分區立委為山頭的新派系，卻正在崛起、方興未艾。因此選制改革可以說是改變了派系風貌，卻沒有去除派系政治的運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