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消除「官僚主義」不能只靠「追責」

新冠肺炎流行以來，許多官僚主義的弊病被集中揭露出來，每一次疫情的規模性爆發都成為此類官場沉痾的放大鏡。當然，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期問題，並不是在疫情中陡然出現的，也並不全然是由疫情引發的。但病毒當前人命關天，輿論自然聚焦，那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在公眾額外仔細的檢視中，顯得愈發不堪。

上海成為又一個暴露此問題的「窗口」。如稍早前爆出阻擋出院患者回家的新聞，還要政府在新聞發布會上特意強調「不得阻攔」，可見一些「屬地」的具體工作何等粗暴；另如北蔡鎮數名官員已被免職，成為上海因疫情被追責的首批官員。

尤其令外界聯想的是，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還在幾天前刊文，呼籲「各級黨員領導幹部」，「我們沒有理由不更勇敢地擔起責任，沒有理由不盡最大的努力為群眾紓困解難，沒有理由再作任何的推諉、拖延、躲閃。」「對基層一線的同志……更不能讓他們流汗又流淚。」

這種顯眼的動員喊話，並不能時常看見，文章刊出或許有多種原因，但至少證明在現實層面，「各級黨員領導幹部」仍然存在嚴重的「拖延、推諉、躲閃」。官僚主義是宿疾，在上海疫情這樣的時刻，它的危害尤其嚴重，但解決問題不能限縮在追責一條路上，為長遠計，要有更豐富的思考。

地方官員面對巨大壓力

4月13日，爆出上海虹口區衛健委訊息中心主任錢文雄自盡身亡，傳其壓力累累，不堪重負。

在緊迫局面中，官員承壓是常態，也是其分內之事，但釋壓也是必要的，這不僅是出於人性考慮，更能切實有助於工作推進和效率的提高。

近數年以來，嚴肅追責成為官場整頓的一把利器，每有焦點問題發生，事後必會懲處一批官員。這是好現象，對於那些全身心官本位的官僚而言，丟官罷職直擊要害，最能讓他們警醒，可以說對消除官僚主義習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伴隨而來的，則是官員們的政治壓力在普遍升高，這卻是利弊兩分的事了。往好處說，有利於加強官員的思想建設，提高站位提高認識，是黨建的當然之途，有充足理由作持續推動和廣泛開展。

不過一些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由不得人不重視。趨利避害是人性常態，不能要求官員完全「忘我」，那是虛無和天真。如果一個官員在工作過程中時刻揹負重擔，既要考慮眼前工作的進行，還要顧忌不能出現些微失誤以免受罰，那就要麼落入多做多錯，索性不做不錯的被迫怠惰當中，要麼乾脆層層加碼寧緊勿松，既然動輒得咎，只好「一刀切」。

就以疫情為例。嚴厲問責的初衷是打消官員的消極懈怠、不作為，但機械執行令其在現實中很多時候走了樣。在不少地方官員看來，頂格應對疫情至少不會因「防疫不力」而被問責，故每有確診病例，第一反應便是封區乃至封城。而精準防疫需要時間，更需要適當的試錯空間。

實際工作不是工廠流水線，在更普遍的場景中，需要官員們充分發揮能動性以填補各種機制和規定的漏洞和缺失，隨機應變提出適時的舉措來應對難以預料的現實情況，這個過程中必然不能保證肯定萬無一失。

對於此類官員，對他們的一些並不嚴重的失誤和差錯，不能輕率以追責了之，某種程度上還要對他們的探索精神予以鼓勵。

過去一段時間，外界已經注意到中國政壇的活力似乎在下降，曾經此起彼伏的「某某模式」「某某現象」變得少見，懶政怠政的軟性腐敗則在增加。換言之，一些官員不願意「闖」了，不敢再「試」了，究其背後原因無非有二，缺少動力，懼怕懲罰。

此類情緒反應在官場上，當然不會只侷限於「黨員領導幹部」，而更可能個別帶動一片，局部傳染整體，「無過即功」，造成大面積的畏縮局面，嚴重影響工作進行。

這當然不是為「官僚主義」辯護，相反地，是在提出更多建設性的可能。「官僚主義」的來源是複雜的，其性質絕非千篇一律，消除「官僚主義」自然也不能機械應對，而要有針對性的多管齊下。在一些場景中，已經看到官員的能動性是如何無奈消失的，要緊的，不是對他們進行追責，而是把他們的熱情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