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對談｜政法學者柯華慶倡建立「社會主義契約論」
長期以來，雖然中共深刻改變了中國國運，讓中國從曾經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的失敗國家一步步崛起為主權獨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進而挑戰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模式，但海內外對於中共體制、社會主義的認知存在非常大局限。中國官方學者和宣傳系統總是以政治背書和歌功頌德為主，流於口號和形式。而那些能獨立發出聲音，對中共進行客觀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見。海外社會仍然受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潮影響，認為中共體制只是歷史過渡而已，最終會走上西方模式。
中共慶祝建黨百年之際，《香港01》採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黨導立憲制提出者柯華慶。柯教授認為，中國知識界一直困在「過渡階段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人民民主專政」話語中，至今為止沒有令人信服的社會主義國家理論。他建議用「人民民主法治」來替代「人民民主專政」，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社會主義契約論，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有希望超越西方資本主義，主張中國知識界需要發起一場守正創新運動。以下是訪談全文。
點擊鏈接關注專題｜中國共產黨百年：成就與教訓的雙重變奏
西方民主面臨悖論：偉大總統許多時候都很「虛偽」
01：柯老師，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百年以來，雖然中共給中國帶來了深刻改變，但海外有許多人給中共貼上專制的標籤。比如，前段時間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將美中博弈意識形態化為「21世紀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你怎麼看？
柯華慶：首先，在現代民主社會下，現代社會主義的民主君主制（也稱為民主集中制或者黨導民主制）優於現代資本主義的民主貴族制（也稱為自由民主制或者黨爭民主制）。在民主革命之前，君主制是最有效的制度，這個是歷史的結論。從中國和羅馬的歷史可以看出，自秦皇漢武建立君主專制後，為中國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羅馬原來是元老制，實際上就是貴族制，奧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把它廢除了，搞君主專制，這是一個進步。君主制是民主革命之前的常態，可以説，在民主革命前，君主制優越於貴族制。在民主革命之後，人民的權利意識覺醒，對於民主性的訴求大幅增加。在這種時代形勢下，中西方制度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我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概括為民主君主制或者黨導民主制，西方資本主義則是民主貴族制或者黨爭民主制。這兩個哪個更強？我認為，民主君主制會更強。你見過幾個頭的人，見過幾個頭的動物嗎？一個頭的動物才是正常的，多個頭那是變態的。但過去200多年，因為是資本家貴族控制社會，形塑人類的政治認識，所以才將本質上為資本家服務的民主貴族制説成是民主制，甚至於是普世的民主制，並不斷攻擊和污名化社會主義制度。
其次，實際上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廣泛，這需要你跳出傳統認知框架。我們現在一講到民主，許多人腦子裏首先想的就是，投了票就是民主。我們需要正本清源。每個人都是民，嚴格説來，民主對我這個民來講就是我作主，以我為主。現實中，民主是解決多個民在一起生活的問題，每個民的作主往往會打折扣。比如説一個家庭裏面，你想作主，但你的太太或者先生可能有不同想法，這個時候若想達成一致看法，只能妥協一下，而這就不再是完全意義上的你作主。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是一個人的世界。
現在一個國家的人非常多，往往會按意識形態、民族、行業、區域分為眾多不同的羣體。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下，大家需要在不同政黨中選擇。當你用左右來定性不同政黨，其實就是一種很大的妥協，因為在左翼內部，同樣有比較大的差別。美國一般是兩個黨，實際上你已經不是自己作主了，而是不斷讓自己的選擇妥協，最終收窄為兩個選擇，你想選別的也沒用，這也是很多人不去投票的原因。你心裏想的不是他們兩個人，但是你沒辦法，你只有兩個可選，你選其他人是白選。是不很妥協了？這個時候，你的選擇距離你最初的意願偏離和妥協了多少？大選時一個黨得票率51%，另一個黨得票率是49%，得票率51%的那個黨候選人勝出，難道49%的人就不是民？
01：當然也是民。
柯華慶：肯定是民，那為什麼49%就不能做主？
01：現有選舉民主框架下的少數服從多數。
柯華慶：對！那就不能叫「民主」，只能叫「多數主」，少數人的民主被忽略了。這還不考慮西方各國投票率持續低迷的現實，若考慮進去，得票率51%的政黨未必是真正意義上的多數，黨爭民主能夠實現的僅僅是簡單的多數民主。
我再補充一點，除了民眾可選擇非常有限之外，黨爭民主還有一個悖論，每一次選總統，當選的總統上台之後到底是為全民服務，還是為51%的支持者服務？
01：許多時候都是為51%的人服務。
柯華慶：確實是這樣！不過一般來講，當選之後他會呼籲團結，聲稱為所有人服務。
01：那是公開這樣説。
柯華慶：是的，結果往往是言行不一致。我看了美國總統的歷史，偉大的總統許多時候都很「虛偽」，他們言行不一致，説一套做一套，什麼意思呢？偉大的總統都是主張為全民服務，但存在一個悖論。你投我上來，我當了總統，我應該是為你服務才對，但如果我為你服務我就不是全民總統，就不是民主了，而是簡單多數人作主。另一方面，如果我上來之後我為全民服務，我又是一個不守信用的人，那不就是悖論嗎？黨爭民主制現在幾乎成為了民主的代名詞，那是因為人們已經被洗腦了，沒有認真去思考。
當然，現在資本主義黨爭民主確實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可以操作，並且相對簡單。但實際上它已嚴重偏離民主的原意，人民的意願要麼被妥協、扭曲，要麼被忽略、漠視。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能不能想一個相對更好的辦法？至少不讓49%人的意願被忽略。「虛偽的總統」為我們提供了啓示。就像我們剛才説到的家庭一樣，家庭中若有人居中協調、説服和整合，或許能達至相對更合理的結果。在一個國家，若有一個政黨能出面整合51%人和49%人的訴求，讓雙方避免撕裂、對抗，而是能夠求同存異，是不是值得考慮？
01：你是指有一個值得信賴的第三方來協商、整合各方的訴求？
柯華慶：對。我剛才講投票讓一個個體都把自己的「主」給消了，消到現在兩個黨，兩個黨51%勝了，那49%不是民嗎？與其在兩個人裏面選一個，為何不能有一個人出來，讓兩個黨坐下來協商一下？這個第三者必須是有能力和有道德的人，他得充分考慮到你們的需求，不能51%全勝或者49%全敗，你們兩個的訴求都要顧及。這個第三者有公心、有能力，他在整合、優化兩方需求後拿出方案，這是不是更合理更民主？
中國正探索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國家理論
01：你是不是受到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影響？盧梭提出過眾意和公意，眾意是這個社會分為眾多的羣體、利益集團或者黨派，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看法，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看法，農民有農民的看法。公意是代表所有人利益，它不是某一個羣體某一個黨派，不是一方壓倒一方，而是説每一方都照顧到，反映一個社會的整體利益。
柯華慶：盧梭的追求有道理，但他提出由每個個體形成公意是不可操作的。黨爭民主制能夠實現的是眾意，而非公意。回到你開頭問到的民主和專制，其實今天中國社會主義正在探索一種有可能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國家理論。沿着我剛才的分析，具體到中國，這個第三者便是中國共產黨，它通過各種方式把全中國各個階層的訴求整合在一起，能夠實現盧梭所説的公意。中國共產黨是由掏糞工、公交車司機、農民、工人、教師、科學家等各個群體中先進分子的構成，叫先鋒隊。每個共產黨員都能代表一個羣體的利益和訴求，最終匯聚成共產黨的整體主張，代表的是全體人民的意志。這樣就變得具有可操作性。
當年盧梭的國家契約論因為無法實現被批評。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法哲學原理》中有一個推進，他提出家庭、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區別。他認為家庭是以愛為聯結的一個共同體，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追求私利，政治國家則高於市民社會，把每個人的私人利益綜合成一個公共利益。
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寫的第一本書《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就是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馬克思原來是黑格爾的粉絲，但馬克思去媒體工作後發現普魯士的政客們代表的都是他們自己那個階層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公共利益。馬克思從現實角度就否定了黑格爾的國家理論，覺得黑格爾是為普魯士政權進行粉飾。馬克思的觀點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不是黑格爾所認為的「政治國家高於市民社會」，用通俗説法，是「屁股決定腦袋」，不是「腦袋決定屁股」。馬克思的結論來自於對資本主義國家現實的觀察，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權力，簡單説是資本家控制政權。同時，馬克思説得非常清楚，封建社會是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是一體的，所有的利益都是依據權力和等級進行分配。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沒有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他沒有對社會主義國家中到底是政治國家高於市民社會還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或者腦袋決定屁股還是屁股決定腦袋作出斷言。令人遺憾的是，幾乎所有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視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將「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或者「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或者「屁股決定腦袋」教條化適用於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是，政治權力（共產黨領導人民）決定或者説引導經濟，是腦袋決定屁股，而非屁股決定腦袋。你們覺得是腦袋決定屁股正常還是屁股決定腦袋正常？很多人的是非觀念已經顛倒。我認為「腦袋決定屁股」才是正常社會。社會主義國家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屁股決定腦袋，共產黨領導人民節制資本權貴，代表、整合和促進公共利益。當然，現實中，中國社會主義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選出有品德有知識有能力的人組成共產黨，二是如何保證他們不變質。
要害在於將中共納入法治規範體系
01：關於西方選舉民主的批評其實很多，但選舉民主之所以長期很廣泛地被人接受，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很多人覺得暫時沒有找到更好的，就像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説的「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二是許多人都認命了，是一種對選舉民主的宿命論。
柯華慶：今天中國其實正在創造一種新的民主法治模式。過去百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發展奇蹟，為什麼？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共體制匯聚了大量有品德有知識有能力的各行各業的人，是德知能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
01：我以前見過類似説法。中共體制雖被外界批評缺乏透明而有效的監督體系，在選人用人上確實存在貪腐、裙帶主義問題，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維度，即加拿大旅華學者貝淡寧（Daniel Bell）所言的賢能政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和上海財經大學張牧揚博士針對官員升遷與個人能力的關係做過大數據調查，認為官員升遷在很大範圍內與個人能力存在着正相關關係。大家現在存在疑慮的是，這種賢能政治面向怎麼保持？一個社會在一代人中出現賢能政治不難，怎麼能讓兩代人、三代人都達到賢能政治要求？另外，怎麼擴大賢能政治的面向，並盡最大可能壓縮腐敗、裙帶關係、阿諛奉承、拍馬屁的面向？
柯華慶：第一，我不太贊成他們的「賢能政治」概念，那是把古代社會的東西簡單套用到現代社會，實際上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太不一樣，古代農業社會幾乎是不變的社會，現代社會是知識社會，日新月異。我更傾向於德知能的説法，「知」在現代社會尤為重要。中共要從各個行業各個階層選出在德、知、能上的先進分子，保證其民主性和先進性。
第二，怎麼能讓政治走向一個良性的長治久安的狀態，不會出現像毛澤東時代後期那麼一種非常危險情況，這才是真正的問題。今天中共和習近平給出的答案是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規治黨，這不是一個口號，而是要害。只有把共產黨納入規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走上法治的路。1978年，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明確提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對於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來説，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
01：以你的觀察，怎麼將中共納入法治規範？
柯華慶：關鍵是突破西方資本主義一層樓法治的理念，建構兩層樓的法治，上層是黨內法規，下層是國家法律，樓梯是黨導法規。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當家作主，共產黨僅僅是領導，不是主人，社會主義國家是「黨導國」，不是「黨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可概括為「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依據黨導法規領導國家、依據國家法律治國理政」的兩層樓法治。我們簡單地可以説，封建主義法治是兩個一層樓；資本主義法治是一層樓；社會主義法治是兩層樓。黨導法規是黨導民主制的規範，沒有黨導法規的法治是新封建主義法治。
打個比喻你就明白了，在一個家庭裏面，父母是家長，還有子女，現在我作為家長説我自己有幾條規矩，我對自己有一些嚴格要求，子女也有一些規範，子女的規範很多都是家長定的，家長不與子女溝通，常常以「我為你好」對子女的選擇進行干預，就是典型的家長制。常言道「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封建社會的「隆禮重法」就是兩套規範運行，兩套規範之間可以説沒有關係，可以稱為兩個一層樓的法治。資本主義法治，則是家長和子女都是同樣的規範要求，根本不考慮到家長的特殊性應該予以更加嚴格的要求。
社會主義法治超越資本主義法治，要求家長不僅僅要遵守全家共有的規範，而且必須有更嚴格的規範要求自己，家長與子女之間是相互溝通的，社會主義法治中間有一個樓梯——黨導法規，黨導法規要解決的問題是：家長根據什麼來領導這個家庭？家長必須把這個説清楚，要充分上下溝通，把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連接起來。
領導的概念我是借鑑美國學者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説的變革型領導：領導者要反映被領導者的意願，把被領導者的追求與領導者的追求結合起來，同時作為領導者又能提升被領導者的道德。建議大家看看電視劇《山海情》，《山海情》裏面，中共黨員的領導直觀地展示給我們。共產黨官員實行領導搬遷和脱貧，但很多老百姓一開始觀念上對具體政策無法接受，甚至有誤解，這個時候不能強制，而是耐心説服和引導，非常考驗共產黨官員的領導能力。當變革型領導必須有高尚的品德、淵博的知識和非常強的能力。
中共要提升黨規立法質量和落到實處
01：以你的觀察，過去幾年中共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效果怎麼樣？我們注意到，幾年以來，中共密集出台黨內法規，不斷立法，也算是與你那本《黨規學》相呼應。
柯華慶：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和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必須在2021年建黨一百周年之際具備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所以這幾年立規非常快，但非常快並不表明一定是好事，關鍵得看立規的質量，以及能否有效實行。法治的落實從來都有一個過程。現在黨規從立規層面是有很大進步，但立規質量和能否得到有效執行，是打問號的，因為立規實在太快了，大量存在有規不依、執規不嚴的情況。
01：這似乎是運動式立規。
柯華慶：是的。真正有效的法律，不管是黨規還是國法，往往需要廣泛的實證研究，才有可能確保立法質量，才能符合實際。現在立規那麼快，從事黨規研究的人又少，執行黨規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體系，只能依賴紀委，效果自然會打折扣。對於中國來説，社會主義法治若想真正建立，能在資本主義民主之外走出一條社會主義民主可持續的新路，就必須設法提升黨規的立規質量，確保黨規能夠真正落到實處。
01：概括一下你的説法，你認為西方選舉民主存在很大問題，看似美好的民主，早已經被扭曲和異化，自由民主只不過是通過表面上自由實際上不自由的投票方式為資本主義蓋章。你認為世人應該探索更多可能性，設法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而就目前的人類實踐而言，你認為中國存在這種可能性，現在的關鍵是中國能否把全面從嚴治黨轉化為有效的約束和規範體系，重點是黨規體系。
柯華慶：大致如此，今天中共要提高立規質量，要科學立規和民主立規，增加程序性黨規。因為，如果沒有程序正義，實質正義就難以保證。黨規的實施不能僅僅靠紀委監委，必須有類似於司法體系一樣的司規體系，讓各類主體有積極性來起訴違規的主體。
01：那麼，你認為中共怎麼建立能夠有效執行並且高質量的黨規體系？
柯華慶：我今年把社會主義國家正當性問題完成了，下一步我們就需要考慮3.0版憲法和黨規的實施問題，來解決法治中國的現實問題。儘管我這幾年一直很努力，但一個人做不了多少事。有很多事情本來不應該由我來做，我的志業是探索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但政治學界和馬克思主義學界沒有提供社會主義國家理論，我這幾年被逼無奈時間都用在了探索社會主義國家理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將「人民民主專政」話語轉換為「人民民主法治」
01：你認為通過這些舉措，能夠減少西方對中國的專制批評嗎？
柯華慶：這涉及到國際話語權爭奪。中國不能主動掉進西方設定的話語陷阱，中國話語權不能困在「中國特色」中，而應該講比西方資本主義更普遍的中華現代社會主義價值和理論。由於一直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理論，將社會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過渡階段，中國社會主義話語權一直未能建立起來。我們必須突破「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人民民主專政」的過渡話語，根據事實將「人民民主法治」話語立起來。
毛澤東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夕的重要理論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是對最廣泛的人民實行民主和對極少數敵人實行專政。毛澤東的文章及其手稿中，「人民民主專政」等同於「人民民主獨裁」和「人民民主專制」，至今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人民民主專政」仍然是國體，因此，「專制」「獨裁」「專政」的帽子，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戴上去的。
然而，通過研究馬克思、列寧（ Vladimir Lenin）的文獻，我們發現，無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人民民主專政」中的「專政」僅僅指在革命時期和政權建立之初對階級敵人進行非民主非法治的方式鎮壓，「專政」不適用於社會主義政權已經穩固時期。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穩固時期，中國事實上一直是以民主的和法治的方式對待黨員、人民和敵人的，包括對香港的暴亂分子依然如此。在中共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應該進行話語權更新，將「人民民主專政」話語轉換為「人民民主法治」，在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中，主動出擊，贏得優勢。
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政治權力與政治權威的區別。任何國家的政治權力都是以暴力做基礎的，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人民民主專政都是如此。然而，政治權力是通過強制令人服從的，政治權威是人們自願服從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就建立了一套自由民主法治話語，贏得全世界人民的自願服從。本來，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具有更廣泛的民主，然而，我們的話語權一直停留在革命或革命剛剛成功之時，沒有根據時代變化進行更新，建立起人民自願服從的政治權威話語，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污名化為貶義的「專制」或者「獨裁」。
01：所以，你是建議用「人民民主法治」來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競爭？
柯華慶：是的，而且我相信人民民主法治優越於自由民主法治。現在大家都以為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就是民主，實際上代議制後面沒有帶「民主」兩個字。民主的典範是雅典，雅典只是一個巴掌大的地方，搞了200年，其實並不成功，「民主」一直到十七世紀都是貶義詞。資產階級革命後，西方出現代議制。美國麥迪遜（James Madison）、法國西哀耶斯（Emmanuel Abbe Si-eyes）都認為代議制不是民主制。對於他們來説，關鍵是怎麼讓一個規模遠超雅典的政治體能夠有效運作，而非是否民主。如果回到歷史現場，探究資本利益集團怎麼和大眾民意的博弈，會發現所謂代議制民主，不過是民主與利己主義制度結合，為資本貴族制蓋章，主要服務於資本貴族。大家有興趣可以讀讀英國著名政治學家鄧恩（James D. G. Dunn）的《讓人民自由——民主的歷程》。
民主本是通往平等大道，為窮人服務的，民主和平等幾乎等同。西方自由民主存在根本缺陷，在自由民主的名義下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相較而言，人民民主法治必然超越自由民主法治。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民主法治對自由民主法治是超越而非否定。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市場交易為發動機激發每個人貢獻聰明才智配置資源的合作方式，資本主義則是由少數資本家控制市場經濟的貴族制。採取市場經濟同時有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權力引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人民民主法治既有經濟上的合作同時有政治上的合作，比自由民主法治僅僅是經濟上合作更加優越。
以色列新鋭歷史學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簡史》、《今日簡史》和《未來簡史》中引出命題「人類與動物之間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虛構故事（也就是理想的價值與制度），故事像膠水一樣把千千萬萬的個人、家庭和羣眾結合在一起，故事讓人類成為萬物的主宰和人類進化的動力。」人類誕生以來，在進化過程中有四種合作模式：智人合作戰勝尼安德特人；農業文明時代的等級合作模式；工商文明時代的自由合作模式；信息文明時代的領導合作模式。西方自由民主法治主要是工商文明時代的自由合作模式，能夠激發商人的積極性，卻容易產生資本霸權，並且社會容易撕裂，缺乏有效的整合力量。在我看來，中國探索的人民民主法治屬於信息文明時代的領導合作模式，實現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雙重合作，既能激發每個人的積極性，又能節制資本家，防止他們對市場經濟的控制，有強大的國家整合能力。
建立社會主義契約論
01：自由民主法治有契約論、功利主義的支撐，人民民主法治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柯華慶：人民民主法治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契約論。我主張現代中國應該拋棄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人民民主專政過渡理論，提出社會主義的國家理論，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獨立的長期存在的國家形態。如果説封建社會是讓少數人自由的話，資本主義是讓簡單多數人自由，那麼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是實現絕大多數人自由，也就是鄧恩説的「讓人民自由」或者我説的「共同自由」。封建社會是非民主社會，按照我的分類，稱之為「貴族君主制」。
目前，賦予民主國家正當性的兩大流行國家理論是契約論和功利主義。古典契約論主要有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和盧梭三位思想家。霍布斯通過提出「人類之中某些人的缺陷會使得自然狀態下的社會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主張個體達成協議，讓渡權力給國家，為君主制提供了一個同意的基礎。洛克與霍布斯不同，洛克的國家契約論並不主張簽約各方讓渡一切權利給政治共同體，而是主張有限讓渡個人權利，所以國家僅僅具有有限權威而非霍布斯的無限權威，這其實為後來的資本主義民主奠定了理論基礎。相較於霍布斯、洛克，盧梭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民主性雛形。
但古典契約論都沒有事實基礎，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國家是通過國家契約建立的。契約的精神是要求每一個人同意才可以，要求國家獲得每一個國民的同意在現實中怎麼可能？有人説可以用腳投票。只是達官貴人才可以用腳投票，一個老百姓怎麼用腳投票？飯都沒得吃，他能移民嗎？他根本移不了。正是因為非現實性，所以在休謨（David Hume）和邊沁（Jeremy Bentham）批判之後，契約論兩個世紀抬不起頭。戰勝契約論的是功利主義，所謂功利主義，是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是一套非常實用主義的政治哲學。
契約論對政治權威的吸引力在於同意的規範理由。因此，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契約論隨着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義論》而復興。羅爾斯的正義原則依賴於無知之幕假設，然而無知之幕假設也不符合事實，但表達了人們追求公平的正義和平等的自由的理想。當然，需要注意的是，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只是一種理想的國內民主主義，但不適用於國際社會，羅爾斯支持美國的霸權主義。20世紀《正義論》在政治哲學裏面是獨統天下的，這説明世人對同意的嚮往。
基於這樣的分析，我提出社會主義契約論，唯有這樣，才能讓社會主義更有感召力。
01：社會主義契約論具體是指？
柯華慶：社會主義契約論由黨的道德契約、黨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契約和人民共同自由三部分構成。首先，黨的道德契約是指通過章程表達的意識形態認同吸收個體自願加入，將全體黨員凝聚成一個代表公共利益的整體，既具有契約的現實基礎，又具有理想追求。
盧梭的「公意」和黑格爾的「公共利益」是作者將自己的價值強加給每一位國民，根本在於沒有自願性，不滿足契約的自願性原則。共產黨的道德契約或者説公意契約具有現實的自願性和理想性。當然，我們不能誇大這種理想性，黨員的道德只是相當於國民來説更高，而非完全沒有自身的利益，而且為了確保共產黨自始至終具有公意性，只有通過更嚴格的黨內法規來進行規範。
其次，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就是關係契約。這個政權怎麼來？為什麼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會打敗掌權的國民黨？以淮海戰役為例，陳毅説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羣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這其實就是民主，是人心向背。為什麼毛澤東特別強調，黨和人民的基本關係，是種子和土地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這就是民主性。但問題是建立政權之後，這種關係要繼續下去，就需要契約。西方黨爭民主是自由契約，自由契約最大問題是四年一換，像這樣的政府就不解決長遠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中黨與人民的關係是關係契約，關係契約是以誠實信用為基礎的契約。
關係契約理論是二十世紀提出來的。關係契約之所以必要在於契約內容的複雜性和契約跨越時間的長期性。政治契約就應該是關係契約。關係契約要求契約前有義務、契約中誠信和契約後有責任，而非簡單的自由契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完事。自由契約僅僅要求合意，而關係契約要求誠實信用來維繫合意。最典型的關係契約是婚姻契約，我研究過合同法多年，2003年就寫過一篇論文《婚姻作為關係契約》。
再者，人民共同自由是共產黨道德契約要實現的價值。休謨、邊沁的功利主義，與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有相似之處。我據此提出了實效主義。和鄧小平當年説的「共同富裕」不同，我更建議「共同自由」。共同富裕是物質層面上的共同自由，是共同自由的基礎，共同自由會比共同富裕更包容和廣泛。共同自由是現代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終極意義上的共同自由正是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毫無疑問，共同富裕非常重要和關鍵，但容易讓人誤解為所有為錢轉，官員為了錢，學者為了錢，寺廟為了錢，所以寺廟打包上市，走哪都談錢，學者在一起，常常關心的是，你發一篇文章有沒有獎，獎多少？對評職稱有沒有用？而文章本身解決了什麼問題則在其次。真正做學問的人，是要解決什麼問題才對。我認為將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本質是缺陷很大的，我和我太太寫了一本書叫《共同自由》，也可以叫做最大多數人的最大自由，強調從家庭到世界都應該追求共同自由。現代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就是共同自由。現在的問題是共同自由怎麼實現。黨員自願結合形成的道德契約，加上黨與人民的關係契約就可以實現這個目標。社會主義契約論為社會主義的領導型合作政治提供了理論基礎，不僅僅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可以推廣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給知識界設立一個特區，學術不能有太多禁區
01：一直以來，你對中國知識界提出過很多批評，你認為中國知識界的問題是什麼？
柯華慶：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不能自覺接受社會主義價值。許多知識分子覺得自己是貴族，高人一等，這是最大的毛病。中國的文人一直想過古代文人的生活，沒有真正成為現代知識分子。中國讀書人在封建社會中有比較高的地位，因為那時候讀書識字人少。在兩千多年的中國皇權大一統時代，「學而優則仕」更加提高了讀書人的社會地位。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教育逐漸普及，不管是讀本國古典還是讀外國書，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傳統讀書人的價值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國傳統讀書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遠遠低於在封建社會，自以為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地位就會高起來，這只是一廂情願，實際上地位可能更低，這可以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讀書人基本上是批判資本主義得到佐證。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認識透徹，他自己就是知識分子，吃過教條主義的虧，他和工人農民打交道，特別能夠認識到知識分子的侷限性，所以特別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將西學精髓的科學精神和方法丟到九霄雲外，不願意立足於中國大地做實證研究，在系統引進西學一百二十多年之後仍然在哲學社會科學上沒有創造性貢獻。改革開放三四十年來販賣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學者很吃香，於是洋道盛行，整日「歐曰美雲」。新時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下，販賣洋道不如販賣古道吃香，一些販賣西方自由民主道統的文人穿上了黃袍馬褂，只會教條地「子曰詩云」，參與到了販賣古道的大合唱中，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毒瘤。
當前中國學術界最大問題就在於讓稍微有點學術成果的學者去當官，從而斷送了學術生命。學術是專業性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才會有比較大的成就。給予有點成果的學者以官職就會分散其精力，使其前期的努力僅僅開了一點花而沒有真正結果。然而，不少學者當了「學官」之後學術成果反而大大增加，官越大學問似乎也越大，根本原因在於當前的學術評價機制按照官職分配學術資源，「學官」的學術成果來自巧取豪奪，質量低劣是必然的。當前的「學官」制度使得學者將做學問當作跳板以謀取官職，然後通過官職掌握學術資源分配，從而選擇做一些短平快學術以謀取更高的官位，掌握更多的學術資源。青年學子為了獲得學術資源必然唯學術水平二三流的「學官」馬首是瞻。學界本應是人類之公器，現在成了學閥林立的學術江湖，「學官」名利雙收風光無限，守正創新的理論卻越來越少。
中國知識界人數之多和原創性成果之少已經成為眾矢之的，要改變這一狀況，中國知識界需要發起一場守正創新運動，從過去百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教訓中構建理論。守正創新應該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我倡導在中國學術界應該「高舉主義、研究問題、融通中外、創新文明」。中國要通過理論創新形成中華現代社會主義新文明，這裏的關鍵問題是解決知識創新能力。現在中國到處都是宣傳員，要麼宣傳中央的主張，要麼宣傳古代或西方，唯獨缺乏理論創新。我把共產黨比作大腦，人民比作全身，知識界比作心臟，心臟負責供血、供氧，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正因這樣，我建議給知識界設立一個特區，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規範下給予充分自由進行理論創新和科技創新。中共黨中央和全國人大出台知識分子規範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否則創新永遠只是一個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