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真無知」　內地「公共知識分子」為何淪為笑柄罵名？

近期有兩位偏知識分子型的人物成了內地社交媒體上的討論對象，一位是作家許知遠，一位是內媒《財新》的副主編高昱。前者上了綜藝節目「吐槽大會」，精闢的吐槽獲得觀眾一致認可，被封為「最有文化的吐槽」。
後者，是因為先前發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內容是，「站在2020年的最後一天，我敢僭越的說一句，過去三十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於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比那些欺壓他們的人更恨我們」，這篇文章近日突然大範圍出現在民眾視野中，也招來諸多批評。

「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這一詞過去曾經是中立的，十多年前中國《南方人物周刊》策劃了欄目「影響中國的50位公共知識分子」，公知一詞廣為人知。

發展至近年，在內地互聯網上已是負面，專家、學者更稱自己是「知識分子」而非「公知」。今日上綜藝節目、受到熱捧的許知遠，過去也不知被罵了多少次「公知真無知」。

「我們都挺容易去概念化地理解一個人」，「可能對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更容易從思想抽象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在這過程中你有智力上的傲慢，這種傲慢很多時候會妨礙你知道很多事情的層次。」這是許知遠過去在節目「十三邀」採訪女演員姚晨前說的話，這些發言，都曾被網民群嘲「典型的公知發言」。

許知遠這樣的人，在「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眼中，恐怕不算「真正的公知」。然而今日網絡輿論所說之公知，一是特定的「菁英人群」，二是嘲諷一些自以為菁英、「眾人皆醉我獨醒」之人。「公知」可以是這樣一種負面形容詞。

公知也好、知識分子也好，近年或在互聯網上被群嘲至不敢發言，或是如同許知遠，做節目、上綜藝、在社交平台「網紅化」。九零年代至2012年左右，公知們犀利針砭時事、討論西方制度，這些好似成為過去式。

中國知識分子們，在時代下，或是自願或是被推着「被轉型」。

這不是一句「中國政治管控」就可以說明。

過去幾年許多西方主流媒體、甚至是中國學界，都曾有「中國知識分子消失」之探討，有些文章是從五四運動談到近代，有些直接直言「因為政治」。但政治因素固然有之，中國自身及國際局勢在過去十多年快速變化，更是不爭的事實。

可以發現，中國輿論場對公知(或知識分子、學界)最多的批評，集中在對於西方體制的推崇上——中國比較典型的知識分子如陳丹青等，過去被輿論集體批評，有時根本不是這些人批評時事，而是認為他們對西方「盲目推崇」。

「只聞中國差，不論美國之弊病」。輿論的這種不滿情緒在中美貿易戰後尤其放大。

「中國互聯網一代的年輕人，也就是我們90後、95後、00後為主的群體，應該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自信的一代，他們是真正地完全平視西方的一代。」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曾這樣寫。張維為被西方媒體視為比較親近中國政府的，但熟悉中國各社交平台的人就知道，這段觀察，非常符合今日中國互聯網的情況。

上一代公知們的理想與勸吿，更顯得與年輕人的生活經驗格格不入。

什麼是會受年輕人歡迎的知識分子？「接地氣」，流利地在綜藝節目或社交網站上說段子，有一定深度、但不能高高再上。

可以批評時事，但不能讓人感受到「貶中、讚揚西方」——這一點在充滿情緒的互聯網，確實很難。

但需要知道，很多時候互聯網上的聲音並沒有那麼絕對，極左和極右的聲音在現代不斷被放大，但最大眾的公約數，很可能仍是「不左不右」的中庸派。許多民眾的期望，與知識分子，其實沒有太大區別——平時好好生活、可以有好工作，但政府官員做錯時也可以罵一罵。

比如「言論自由」，這樣的呼聲並不是公知們的專利，一些文章莫名被刪除、電視劇莫名被下架整改，互聯網上的罵聲，同樣很強烈。

中國學者趙鼎新，在2019年時發表的文章「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其中一段尤為精闢。「因此，逐漸開放思想和言路，在限制兩個極端的聲音的同時、容忍各種對政權沒有根本性傷害的批評聲音的存在，應該成為國家(中國)在輿論管控方面的國策。」

「需要說明，我這兒並不是在推崇西方意義下的言論自由，而只是在講中國古人的一個智慧——防民之口甚於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