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百年風雲：毛澤東是如何取得最後決定權的？
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在中共百年黨史中，毛澤東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政治人物。中共官方將毛澤東定位為中共、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與領袖，以及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思想被列為行動指南之一。但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也讓外界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
毛澤東的功績與錯誤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恐怕與他在黨內享有「最後決定權」有關。
1942年6月，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受到猛烈批判。其中，王明、博古是遵義會議前的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周恩來分別是遵義會議後中共最高負責人和軍事上有最終決定權的負責人，而王稼祥是遵義會議後新成立的軍事三人團（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之一。
依靠延安整風，毛澤東最終穩坐中共的頭把交椅。1943年3月，中共在延安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處理日常工作，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會議還決定，劉少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設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分別由毛澤東與劉少奇兼任書記。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正式確立其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而劉少奇成為中共第二把手和毛澤東的接班人。
根據中共官方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大事記》記載，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康生、凱豐、博古、鄧發、張聞天、楊尚昆、彭真、高崗、葉劍英共13人。
對比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改選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名單不難發現，1943年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只有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康生、博古、張聞天等6名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劉少奇、凱豐、鄧發等3名候補委員出席。另外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王明、陳雲和2名候補委員王稼祥、關嚮應缺席。也就是說，在當時14名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中，9人與會，5人缺席，缺席者佔與會者的55.6%。
而另外4名與會者楊尚昆、彭真、高崗、葉劍英，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只是擔任高級幹部的普通黨員。從出席會議人員的構成來看，這是一次比較特殊的會議。
當時，周恩來在重慶代表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戰，其缺席恐怕是毛澤東沒有通知他，或者周恩來自己避嫌。如果周恩來要出席，從重慶坐飛機回延安非常方便。同年7月，周恩來就曾從重慶回延安繼續參加延安整風與籌備中共七大。
王明沒有參加會議則事出有因。在延安整風之前，中央政治局曾於1941年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王明、博古、張聞天的錯誤。博古、張聞天作自我批評，得以過關；王明則為自己辯護，遭到批駁。從此，王明便稱病不再出席任何會議。
中共建黨百年風雲（請點擊大圖瀏覽）
至於陳雲、王稼祥、關嚮應，當時都在延安，但都沒參加這次政治局會議。有人認為，這是他們因病休養所致。不過，這種說法存疑。比如陳雲，已故中共黨史專家高華曾經論述，當時陳雲確實身體虛弱，毛澤東「關心」他，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棗園休養，真正的原因卻是，陳雲對當時延安整風的審幹、肅奸有所懷疑，毛嫌陳礙手礙腳，才讓他「休息」。
而王稼祥雖然效忠毛澤東，延安整風之初還十分活躍，但終因其歷史上屬於國際派大將，所以逐漸受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1943年7月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但其「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身份卻長期湮沒了他的這份功勞，發明「毛澤東思想」概念只能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
劉少奇無疑是毛澤東取得「最後決定權」的最大功臣。1942年6月，在中共山東分局紀念「七一」幹部大會上，劉少奇就突出宣傳毛澤東。他說：「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鍊的堅強幹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943年1月，從華中返回延安才12天，劉少奇又建議中央日常工作由中央書記處負責，「中央書記處設一個主席、兩個書記，書記是主席的助手」。後來中央書記處確實設一個主席毛澤東，兩個書記劉少奇、任弼時，書記是主席的助手。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李東朗曾在2007年第2期《中共黨史研究》發表《毛澤東「最後決定權」問題評析》，闡述了「最後決定權」的來龍去脈與影響。李東朗認為，中共建政後，毛澤東「最後決定權」的規定雖然已經沒有了，但它在賦予者和承領者思想上留下的影響卻是存在的，兩者交相作用，助長了家長制作風的形成。後來的歷史眾所周知，劉少奇成為家長制作風的受害者。
文革十年內亂（請點擊大圖瀏覽）
有評論認為，由於劉少奇反對毛澤東倡導的「三面紅旗」並且在四清運動上與毛澤東產生激烈矛盾，最終導致兩人關係破裂。文革開始後，劉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永遠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劉少奇不僅被禁止參加會議，還完全被剝奪申辯的權利。一年後，1969年10月，身患重病的劉少奇被送往河南開封，不久含恨而逝。1980年才獲平反。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記載，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許多中央委員被剝奪出席會議的權利，原97名中央委員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會，不足半數。加上會議第一天從19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挑選10人補為中央委員（未按慣例遞補），才使與會中央委員人數剛剛超過半數。
而被臨時擴大吸收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負責人以及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達74人，佔出席會議者總數的55.6%。也就是說，與會人員有半數以上不具備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身份。迫於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威，133名與會人員根本不能行使正當權利和充分表達個人意見。只有一名女性中央委員陳少敏不畏高壓，在表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時，投下了惟一的一張反對票。
1943年，毛澤東取得「最後決定權」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有13人出席，其中4人是普通黨員。1968年，打倒劉少奇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有133人出席，其中74人是普通黨員。25年間，中共黨史上演了相似的一幕。鑑於家長制、權力過分集中等弊端明顯、教訓深刻，後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改革，才使中共黨內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