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錄｜趙立堅現象背後有無「路線之爭」？

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趙立堅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了，從「新冠肺炎病毒來源美國實驗室」到此次轉發漫畫暗示澳洲軍隊在阿富汗行兇，幾次攪動起外交風波。
外界有分析稱，趙立堅之所以能夠活躍在中國外交舞台，乃是中國外交「鷹派」逐漸取得優勢，掌握主導權的縮影。然而，趙立堅並不是中國外交系統中的「另類」，他的「爆紅」的確意味着所謂「鴿派」的失勢嗎？

這一問題要回到具體的「語境」。1949年中共建政，仿照成例成立專司外交事務的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1954年更名中國外交部，至今位列國務院排名第一大部，足見其地位重要。外交部起初由時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兼掌。彼時，中國任命了首批出身於軍隊的駐外使節如伍修權、黃鎮、姬鵬飛、耿飈等十幾名將軍，無論是當時中共所奉行的意識形態和獨立自主外交路線，還是駐外使節的將軍出身而言，都決定了當時中國的外交形象是「強硬」的，充滿「鬥爭」色彩的，當然這裏並不否定毛澤東、周恩來主導下，中國外交的鬥爭藝術和鬥爭技巧。

1958年陳毅接替周恩來的外交部長一職，作為一名元帥和中共黨內頗有名氣的「儒將」。當時，他最著名的一次對外表態，「你們都一塊兒來吧，霸權主義和反動派一塊兒來進攻吧，我們等着，等得頭髮都白了」，正能展示當時中共的外交姿態。周恩來評價，「他在對外活動中有鮮明的特色和獨到之處；他思路開闊，知識深廣，眼力敏鋭，膽略超人，言談中往往有新創造、新境界」。

當時，中共外交決策大體來說是集體決定，自然少不了爭吵，但是這並未影響到作為一個具體的執行部門外交部對外政策的一致性，而所謂的「路線之爭」反倒是來自外交系統之外的聲音。

比如，公論認為，中國的外交路線在「文革」開始後因為林彪、江青等人的介入而在「極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過，正如中共文革史專家卜偉華在《文革中的極左問題》所述，事實上自從中共黨內否定時任中聯部部長王稼祥的「保守」路線便已經開始了。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王稼祥基於當時中國的現實困難上書中央，呼籲「對帝修反要和（三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即「三和一少」），但在「文革」前夕即遭到了批判，尤其是1965年林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呼籲全球範圍內的「農村包圍城市」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後，「極左」路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上都開始全面左右中共的外交路線。

因此，「四人幫」對外交路線的所謂「干擾」是表面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在此背景下，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烽、戚本禹「奪權」外交部，宣稱對「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監督掉，還要改變外交部現有制度。隨後，風慶輪事件則代表了中共上層兩種力量的角力。

鄧小平主政後，適應改革開放形勢調整外交路線，整頓外交系統，奠定「韜光養晦」外交工作基調，內部有沒有不同聲音？當然是有的，向資本主義投降、搞「修正主義」、做「中國的赫魯曉夫」……這些聲音不僅是外界對中國角色的「不適應」，同時也反映了從「文革」極左思想禁錮下的一代人與一個嶄新時期的內在意識形態衝突，並非短期內可以完成過渡。

此外，在此時期，意識形態的分歧逐漸讓位於現實的政見不同，這催生了1990年代起中國外交的歐美派和亞洲派（知日派）分歧的傳言。前者認為包括錢其琛、李肇星、楊潔篪等人，後者則以唐家璇、王毅等人為主，而曾任錢其琛首席助理的沈國放之所以「高開低走」則被認為即包括這種政見分歧的因素。

外界傳聞中的「歐美派」和「知日派」：

不過，在現實中，這種「分歧」在「黨管一切」的政治原則下很難被印證，相反人們最容易感知的還是中國外交作為一個整體是如何展示其或強硬或「軟弱」的外交姿態的，也就是「鷹派」還是「鴿派」主導外交的問題。

2019年8月份，作為一名在境外社交平台Twitter上表現活躍的中國外交官，趙立堅從巴基斯坦被徵召回國任命為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隨後繼任第31任新聞發言人，其特立獨行、頻繁製造熱點的「性格」使其輕易地被外界塑造為中國「戰狼外交」的典型代表。

儘管外界對於趙立堅的上位有着各種解讀，甚至包括一些陰謀論認為這是中國外交系統內部不同路線博弈的結果，但是，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他只是中國外交的「另一張面孔」，而並不是所謂的「第二條路線」。

趙立堅——當然，不止趙立堅——的「爆紅」，還包括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轉型，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的活躍，都具有某種必然的邏輯。其一，從現實背景看，國際力量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中國成長為今天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難以忽略的存在，隨着利益的拓展，與美國等其他國家發生摩擦甚至針鋒相對博弈的可能性大增。

其二，從外交戰略上，從「韜光養晦」到「積極作為」是中共捍衛其日益廣泛利益的必然，本身即意味着外交姿態趨於主動進取，而非消極防禦。

其三，從外交隊伍的迭代看，活躍於相當不同的兩個時代背景下，適應當下全球化和互聯網社會的年輕一代本身可能擁有更豐富的世界接觸經驗，也對西方世界擁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認知，比如趙立堅本身對歐美的白人至上擁有更直觀的感受，這必然會投射在他們的對台姿態表達中——這一變化與中國民間「小粉紅」崛起邏輯相通。

其四，正如上文所說，趙立堅與現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女司長華春瑩並不是代表兩種不同「路線」的排斥性角色，二者只是代表了兩種風格，且統一服務於中國外交的全局，否則二者決然不會並存。當然，人們總有自己的不同認知與好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