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戰狼】中共官方是否以「入關」為念？

將當代世界比擬為中國明末清初的「入關學」，已成為2020年一個難以忽略的網絡「鍵政」詞彙，固然「入關學」反映了中國大陸一部份網絡輿論對國際政治的思考，但是這個概念背後也面臨許多現實阻礙，甚至過於異想天開的判斷，也與中共官方的外交政策有明顯落差。

中共外交政策的軌迹

要釐清中共官方究竟是否跟「入關學」志同道合，首先不能迴避的就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歷史軌迹。1949年建政後，中共起初奉行「一邊倒」原則，在美蘇冷戰中全面導向蘇聯，這一方面是現實上需要蘇聯援助的考慮，另一方面也符合社會主義政黨對於資本主義必將毀滅的判斷。

爾後中共派遣志願軍參加韓戰，獲得與美軍分庭抗禮的成就，1953年周恩來接見印度代表團時提出至今仍被中共遵循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乃至於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時，與其他23國通過了反帝反殖的宣言，皆成為朝鮮戰爭後的幾個重要外交宣示。1950年代末期中蘇共開始交惡，「一邊倒」政策也轉彎，但延續着毛澤東此前已判定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思維，中共更為強調自力更生，轉而開展大躍進、三線建設等運動。

文革時期恰恰也是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轉折點，一方面是1969年發生珍寶島衝突、中蘇關係降至冰點，一方面則是1971年美國與中共建立聯繫、並在來年實現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對美蘇關係發生變化後，毛澤東也進一步提出「三個世界論」，稱「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1978年中共實行改革開放，進一步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加之蘇聯在1991年瓦解、冷戰宣吿結束，中共也逐步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大國外交」作為政策主軸。

「和平崛起」會「入關」嗎？

2003年，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上，以「中國的和平崛起」進行專題演講，爾後中共高層胡錦濤、温家寶等人也開始使用「和平崛起」一詞，但旋即因為「崛起」用語太過敏感而改為「和平發展」。至於崛起是否意味着稱霸？按照中共的講法，「和平崛起／發展」之下，「絕不搞侵略擴張，永遠不爭霸、不稱霸，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的堅定力量」。

是以，從外交軌迹來看，就算中國大陸2003年至2019年，以美元計算經濟總量從1.66兆增長為14.4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沒有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或者19世紀下半葉統一後的德國、美國那樣，大幅向外進行侵略擴張，中共反而不斷主張「和諧世界」、「負責任的大國」，與此前的差別主要是在於，其更多的指出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有顯著需要改進之處（美國則稱其為「修正主義強權」）。

直到強調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在，中共官方都還一再重申不會稱霸，例如10月23日習近平出席「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除了強調中國人民「惹不得」，仍宣吿「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更說「任何搞霸權、霸道、霸凌的行徑，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僅根本行不通，最終必然是死路一條！」

看起來，追求「大國」地位的中共，即使遇到國際局勢變化，仍堅守「不稱霸」的外交遺產，持續強調合作與多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對現有秩序提出補充，比如推動將「發展權」納入聯合國人權論述當中，而儘管習近平也判斷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仍沒有呈現「坐二望一」、期待成為如美國那樣的國際秩序「老大哥」之企圖。

「發展中國家」定位仍限制外交政策

中共官方之所以沒有宣示要「稱霸」（「入關」），在現實層面上其實很大程度也跟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階段距離主要西方國家乃至於香港台灣，都還有顯著差距有關。

根據經濟總量來看，以現有增長速度估計，中國大陸雖然遲早會超過美國，但若以人均GDP來看，目前中國大陸還是處於中階的發展水平，2019年人均GDP連台灣的40%都不到。體量大無疑是「大國」、人均GDP水平不高則又是「發展中」，「發展中的大國」要做的是發展而不是稱霸，這是中共菁英多年的政策共識。

那麼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下，是否要做出「入關」之舉？這個問題中共官方已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但是，中國大陸整體經濟體量正朝着超越美國的路上邁進，搭配着官方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內部民族主義、甚至是民粹聲浪也有越來越強的趨勢，因而外交政策也屢屢出現頗具攻擊性的「戰狼」，「戰狼」既給予國際上「中國威脅論」擴大孳生的温床，反過頭來也不斷逼迫「發展中國家」狀態下的中國大陸，必須更多地回應「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話題。

中共不可能接受「西方」意識形態

儘管中共目前想要避免走上「霸權爭奪」的衝突中，但是在堅守意識形態方面，其也沒有產生鬆動。這個部分或許也是「入關學」與中共外交思維最契合的地方。

1949年，由於忌憚美國輸入反共意識形態，中共秉持「打掃乾淨再請客」思維，先進行內部社會改造、不急於尋求與美國的關係。毛澤東更以〈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痛批美國與國府，稱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返國「值得慶祝」，而整個美國和西歐的社會體系，更是被認定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集合體，同時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優越感相當有自信，這與「入關學」支持者對自身標榜為「蠻夷」的自信、並指責「大明」無道，其實頗有連結。

延續到中共與美國1979年建立外交關係後，「和平演變」仍被高層極為警惕，因為那將會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在這個脈絡下，無論是對於西方「現代化理論」預測的、人均收入達到某一水平就會民主化、或者如「中等收入陷阱」預測的，人均收入達到某一水平就會發展停滯，乃至於「中國崩潰論」，中共官方都相當不以為然。就這一點來說，「入關學」認為中國大陸沒必要融入現有美國主導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體系與社會發展規律中、不以「蠻夷」為恥，其實跟中共官方一直以來「反和平演變」做的努力是相呼應的。

但是歸根結柢，雖然無論如何中國都會是世界上的大國，但只要執政的中共仍宣示「不稱霸」，至少在話語上「入關」就難以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選項；至於中共是否想建立起比擬漢唐的宏大天下秩序？從其一貫強調的國家平等、反帝國主義、反強權、反霸來看，想必很難進行「髮夾彎」的復古工程，只是「民族復興」論述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那個「強國」會在國際體系裏面處於什麼位置？恐怕有待時間沉澱「變局」，才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