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梯隊格局】省級政壇缺員嚴重 中組部面臨怎樣的挑戰？
【導言】進入2020年前後，中共地方政壇經歷三輪梯隊調整高潮，從年初的地廳級跨省交流，到23名「70後」副部級集體上位，再到8名黨政一把手履新，「一浪高過一浪」。 更重要的是，隨着最年輕省委書記劉國中（1962）、最年輕省長趙一德（1965）的出現，作為地方權力核心的黨委常委年輕化明顯——「65後」的擴充和5名「70後」的發力，「梯隊」也逐漸成型。
8月中上旬，中南海高層依照往年慣例進入北戴河休假模式。不過中共政壇人事更迭仍的進程期間仍然在進行。比如陝西省委原書記胡和平7月被調入京後，於8月11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被宣布擔任文化和旅遊部部長，兼任中宣部副部長。
盤點近期省級地方常委級人事變動情況可以發現，內地31個省級地方常委缺員明顯，省市區地方黨委常委滿員應為407人，實有381人，缺員26人，其中11個是地方專職副書記一職。另一個現象是副省部級官員（包含但不限於省級地方常委）群體中從1965年前出生群體到1970年代後之間，出現了從1965年到1969年出生官員的「斷層」現象。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非比尋常的政壇現象？是中共對於自己官員系統的新老交替「另有布局」，還是專職黨建與幹部培養管理的中組部工作不夠到位？要說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從中組部的用人標準以及其變化過程說起。
從「又紅又專」到幹部「四化」
中共建政之初，中組部提拔幹部看重戰功與戰爭年代工作資歷。資料顯示，1963年，大陸2,074名縣市委書記中，76%參加過抗日戰爭，22%參加過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年至1950年間）。
文革結束之初，中共官員年齡老化現象嚴重，復出的許多部門主官大多數已經是花甲老人。中共政壇呈現出「黃青不接，後繼無人」的尷尬局面。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一邊推行廢除幹部終身制，一邊將年輕官員的培養視為關係到「亡黨亡國」的重大問題。最終演變為「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要求。所以，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至中共十七大（2007年）之間，推行「幹部年輕化」一直是中組部的重要目標。
在此期間，因為改革開放要努力推進工業發展，技術型幹部開始受到器重。官員隊伍中，有學歷有文憑佔比很快得到提高。到1988年，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壇1,655名正廳局級幹部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的佔56%，已超過半數；5,597名副廳局級幹部中，這一比例更是達到64.6%。他們中的很多人被中組部選中，進入了後備幹部名單，其中的佼佼者後來甚至成為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
20多年後的2009年，恰逢中共建政60周年，當年4月有統計數據顯示，當時的中國省部級官員中「60後」逐漸增多（出生於1960年代的官員當時介於40歲到49歲之間），「60後精英」的說法在中共政壇出現。當時的河北省省長胡春華、湖南省省長周強等都是「60後精英」的典型代表。
數據還顯示，從1982年到2007年，整個大陸省、市、縣三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分別下降了8.4歲、6.8歲、5.7歲。同時，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機關幹部佔到88%，比1978年提高了78%。
「唯年輕化」被強行「剎車」
在幹部隊伍年輕化政策為中國改革開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時，中共在年輕官員的培養選拔上的缺陷和弊端也開始被發現：幹部年輕化在一些地方被演變為「低齡化」，一些年輕幹部缺少基層歷練，成從了家門到校門到機關（指政府機構）門的「三門」幹部。官員選拔過程中違規用人、暗箱操作時有發生，跑官要官、拉票賄選、買官賣官屢禁不止。
這一負面趨勢日益明顯，引發中共高層的警覺。2010年12月17日的中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批評：近幾年，一些地方特別是一些縣鄉對官員任職年齡搞「一刀切」，45歲、50歲就要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不利於發揮積極性，也造成官員資源浪費。
習近平中共十八大上擔任中共總書記之後，開始着手打破延續多年的政壇「唯年輕化」傾向。2014年1月，中共中央頒佈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這是該條例時隔12年後首次修訂。對比細節可以發現，2002年舊版條例中的「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一般應當從後備幹部中選拔」，在2014年新版條例改為「注重使用後備幹部」。後備幹部作為班子成員來源的條規描述發生變化。
2014年的新版條例不僅增加了「以德為先」原則，還對幹部提拔做出了具體的硬性規定。比如，晉升縣長需要5年以上的工齡和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大學專科以上文憑，以及在黨校接受過規定時間的培訓。不過條例同時允許，因特殊情況在提任前未達到培訓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後再補課；被認為是「特別優秀的年輕幹部」，可以不論資歷得到提拔。
在此期間，各地方大員調動不再延續「唯年輕化」傾向，不少瀕臨退休年齡或已超齡的官員得以繼續留用，甚至得到升遷。2015年履新的9位新任省級黨政主官，有7位是年滿或即將年滿60歲的「老將」，且多數具有中央部門任職經驗。比如現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1955年12月出生），在2015年已屆副部級官員退休紅線60歲時，從國安委辦公室副主任升任常務副主任，實現從副省部級到正省部級的省級，仕途得以繼續並在2016年調任北京代市長進而成為北京市委書記。和蔡奇同齡的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1955年9月出生）也是如此：在2015年從國家海洋局局長一職專任海南省長實現從副省部級到省部級的躍升，並在2017年4月更進一步成為海南省委書記。
省級黨委常委會中的「高齡常委」也紛紛出現，2015年一批58歲的幹部躋身省級常委班子。例如2015年6月，時年是58歲的山東省副省長于曉明（1957年7月出生）、57歲的山東省德州市委書記吳翠雲（1958年9月出生）分別轉任省委秘書長、省委統戰部長。
多維新聞曾在《地方常委「老齡化」加劇 中共年輕官員迎新機》一文中統計發現，「從2012年8月至今（2018年7月，筆者注）近6年時間，省級常委平均年齡再次增加了1.3歲。」也就是說，從十七大前夕到十九大之後，中共政壇的省級常委們不但沒有繼續「年輕化」，反而是平均年齡屆屆遞增，「老齡化」趨勢明顯。」
這種打破年齡紅線的人事任命方式，為維護十八大之後經歷反腐風暴洗禮的中共政壇起到了很好的穩定作用。但是官員「老齡化」顯然並非中共高層的調整人事任命原則的目標。
「老將再出山」和年輕幹部全鏈條機制
2018年6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提出「大力發現儲備年輕幹部，注重在基層一線和困難艱苦的地方養鍛鍊年輕幹部，源源不斷選拔使用經過實踐考驗的優秀年輕幹部。」並將之稱為「關係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任務。
2019年年底發佈的《2019—2023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則對從中共中央到省、市、縣各級黨政領導班子配備年輕幹部提出明確要求。強調要大力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健全優秀年輕幹部選育管用的全鏈條機制。
但是年輕官員的培養並非一日之功。所以中共十九大之後，政壇並未出現年輕官員批量升遷現象。中組部在選拔、培養接班人上，開始傾向於更重視那些有大局意識、有能力總攬全局的幹部。
2019年1月14日至15日的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中組部長陳希強調「強化責任擔當，狠抓工作落實」，對前一年即2018年的工作總結則是「突出政治標準，激勵擔當作為」。2019年9月3日的中央黨校秋季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習近平所稱「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做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戰士」，是對這種要求的另一種表述。
多種因素作用之下，目前的中共政壇，出現了前文提及的地方省級常委班子缺員，以及「65前」老將和「70」後新興齊頭並進的現象。
典型案例是2020年1月4日，卸任山西省委書記一個多月的老將駱惠寧（1954年10月出生）突然被宣布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2月13日，卸任浙江省委書記已經兩年的夏寶龍（1952年12月出生），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外界對此分析多聚焦於中南海為了調整治港思路破格啟用政壇老將，但是政治定力以及解決問題能力則是這種反常人事任命背後的主要因素。
除了駱惠寧、夏寶龍這樣的「老將再出馬」現象，地方政壇「70」副省部級的調動也開始頻繁。數據顯示，從2020年年初至今，地方政壇已經有至少23名「70」進入地方副省部級官員序列，其中，出生於1976年5月的任維履新西藏政府副主席，刷新了目前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紀錄。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地方政壇的副省部級「70」後總人數應不少於45人，其中5人進入省級常委。
目前的中國，正處在內有經濟發展下行壓力過程中意外遭遇新冠肺炎（COVID-19）衝擊，外有推行「一帶一路」難以繞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聯盟的抵制。面對這樣的內外困境，官員是否有足夠的政治定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至關重要。這種需求或者說要求，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中共政壇目前現象出現的必然性。從前文梳理不難發現，中組部對於此種現象並非不夠了解，也並非沒有應對。
一個可以印證此說法的信息是。2019年11月26日，有香港媒體披露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謝春濤此前一週出席中國記協「新聞茶座」時未公開的講話稱，「完全不擔心，領導人的平穩、有序地更替問題」。在這個引起不少人注意的對話中，公眾忽視了謝春濤講話中十分重要的一個信息，他說「中共在選人用人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制度，黨內民主也能得到非常好的體現。」
謝春濤舉例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產生，指中組部會對候選人進行考察，考察內容包括收入、住房、家庭成員從業等多方面，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都會失去進入中委的資格。最終沒有作為候選人提出的人選計有150多人，「知道這個數字我震驚了，有的人可能有問題，有的人不一定有問題，但是可能被更優秀的人比了下來。」
可見，目前的中組部在幹部選拔過程中，政治底線和責任擔當這兩條考察線，不會因為任何因素而放鬆，哪怕是目前的中共政壇出現了年齡斷層和官員缺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