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觀察】胡和平仕途生變　蔣超良下落不明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7月30日）研究其他事項後，中國多個地方大員迎來新一輪調整，其中令外界頗感意外的是陝西省的人事變動。7月31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劉國中接任陝西省委書記，胡和平不再擔任陝西省委書記，另有任用。幾個小時之後，胡和平被確認調離陝西，入京任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書記。而隨着文旅部部長雒樹剛到齡退休被免職，胡和平主政文旅部的實錘落地。

胡和平的調離仍然令人出乎意料。現年58歲的胡和平本在中國省級大員裏頗具年齡優勢。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後，其還擔任該次會議精神讀本的撰稿人之一，彼時外界認為其有望更進一步。而如今其仕途突然轉軌，對胡來說，看似平調實則頗有些意外被冷落的意味。

事實上，除個別情況外，中央部委一把手遠不如地方諸侯政治地位高，正因為如此，從來多是地方政府一把手入京執掌部委，然後外放躋身地方諸侯，而少有地方「一把手」入京依舊平調，2019年年近退休的內蒙古時任書記李紀恒接棒民政部部長黃樹賢便是如此。而更多如趙克志當年由河北省委書記躋身公安部長則是更進半步。

關於胡和平的此次職務變動，外界多認為與2018年震驚中共政壇的陝西秦嶺別墅案有關。在西安市秦嶺自然保護區內違法建設的豪華私人別墅曾引發陝西官場地震，2017年至2019年間，陝西省原省委書記趙正永，陝西省原省委常委、秘書長錢引安，西安市原市委書記魏民洲紛紛落馬，西安市原市長上官吉慶受到處分。秦嶺別墅案的轟動不僅因違建，中紀委官員稱陝西違建別墅是表象，不講政治是根本。

據稱，從2014年5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先後6次批示秦嶺違建別墅一事，但直至2018年7月，習近平第六次批示：「首先從政治紀律查起，徹底查處整而未治、陽奉陰違、禁而不絕的問題。」 中紀委副書記徐令義帶專項整治工作組入駐陝西。至此，拖了4年多的上千棟違建別墅轟然拆除，陝西官場也隨之迎來「地震」。在2019年1月中國中央電視台專題紀錄片《一抓到底正風紀——秦嶺違建整治始末》中，胡和平出鏡接受採訪，他表示曾在暗訪時發現秦嶺存在違建，也應該能意識到問題存在，「但是我沒有像總書記要求的那樣，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緊緊地把這件事情盯住。」

而就在胡和平此次職務出現變動的同日，涉秦嶺別墅被查的陝西省委原書記趙正永一審宣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且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同樣的時間，陝西日報官方網站群眾新聞網在頭條報道劉國中新任陝西省委書記的同時，同版報道了要保護秦嶺生態的新聞。

回顧胡和平的既往仕途，這位1962年的大員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官員。其畢業於清華大學專業水利工程系，到日本深造回國後執教清華，一步步成為清華大學黨委書記。2013年11月他進入仕途，轉入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曆練不足兩年時間便北上任陝西任省委副書記，到2017年10月已經成長為一方大員。其實，至此次胡和平轉入國務院任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書記，其入仕也不過7年，「火箭般」的升遷速度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和爭議。

胡和平這次在仕途的高點突然爆冷，值得深思，恐怕不是簡單的再錘鍊所能解釋的。

胡和平的仕途變動令人想起另一位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中遭免職，至今仍下落不明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2月13日，在湖北疫情形勢嚴峻，中國國內輿論洶湧之時，中共免去蔣超良湖北省委書記一職，此後5月末的全國「兩會」上，蔣超良也未現身。至今，他已銷聲匿迹數月之久，究竟是否被高層徹底拋棄，還是中共準備低調安排其復出？

1957年出生的蔣超良是中共政壇中罕見的金融系出身執掌一方的大員。蔣超良在2014年擔任吉林省委副書記之前，在中國銀行系統30年，2008年參與解救金融危機襲擊下的廣東，期間也曾短暫擔任湖北副省長。2016年10月，蔣超良在吉林省委副書記一職歷練2年後即南下升任湖北省委書記。然而，最終蔣超良折戟沉沙在湖北省委書記任上。

其實，從胡和平到蔣超良，二人身上有一個共性，即他們都是從專業領域調入政壇的官員。胡和平從高校進入地方政壇不過3年已成為陝西省省長，蔣超良從銀行系統出來便是以省委副書記，省政府省長候選人的身份進入吉林政壇。這樣的升遷路徑本是他們政治生涯的高起點，不想走入今天的仕途瓶頸。

從中國官場與中國政治環境來說，大概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無論是胡和平還是蔣超良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自然是優秀的。胡與蔣分別在各自的圈層或者領域紮根30年，胡作為有留學經驗，且在清華多個崗位鍛鍊過的黨委書記自然對校務及黨務熟悉。蔣作為曾經中國央行行長的熱門人選，其專業能力自然也不用多言。但是在中國的政治架構中，一方諸侯需要的是獨當一面的綜合素質，這對以往的從政經驗和政治家意識要求很高。胡和蔣都不是從地方一步步歷煉出來而後執掌一方的官員，都比較缺乏應對複雜局面的經驗，這在關鍵時候對他們來說可能非常「致命」。例如秦嶺別墅案原本只是違建問題，但在幾年間中共高層數次批示都得不到解決及至發展成「講政治」的問題。再如此次湖北疫情之初對傳染病的認知與防控決斷，救治過程中內部調度，輿情洶湧時的危機公關等等都是對官員能力的考驗。

其二，官員應對仕途快車道有正確的認識。近年中共政壇不少學者型官員、金融系、軍工類官員升遷確乎夠快，這是中共要深化改革用人不拘一格的體現。但是，這種升遷速度也暗藏隱患，容易滋長官員的浮躁情緒，如當年的團派就是因此而惹上爭議。

在龐大的中國官僚體系中，傳統的官員選撥模式都是公務員群體通過一步步磨練，不斷積累各方面的能力與素質而組成的精英群體。學者型官員等是傳統官員選撥模式的一種補充，可以根據各個地方的實際情況與政策需求更靈活更大效率的執行政策，千萬不要讓他們的專業素養由優勢變為劣勢。